前几天小病一场，歇了歇，今天继续。
      接前文 打假者的“江湖”
      相对于热热闹闹的江湖打假，官方打假的声音却十分沉寂，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咱们国家就没有管这事的机构。实事上，我国的各级学术委员会就有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受理学术争议的权利，自然就有对它所属的科研人员的学术行为有监督之责。而且，近几年来，科技部和教育部都成立专门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并明确要求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健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机构。机构是有了，事办了吗？
      在中国学术界已是各种丑闻荟萃之地，哪天不出丑闻反倒可能成为新闻，应该是神圣光辉的“学术研究”反倒近似一龌龊之词，谁之过？学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甚至是纵容绝逃不了干系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利益，何以自污。还记得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的造假事件吧，学术监管机构为什么对造假者哪么温柔？李连生事件就像教科书一般向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的。
       家丑不可外扬，像这类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被曝出来，没人自找麻烦。学术监管机构是有的，都不愿管，对自已单位的学术监管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一旦曝出事情来，条件反射式地否认，继而反咬一口：“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要告你”。
       在这个混乱到了没有了是非的环境，老虎在造假，苍蝇也在造假。但显然老虎造假的胆子更壮一些，能量也更大一些。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越来越行政化的体制下，所谓的学术委员会都是党政领导的属下，所以不敢管。实在不得不管，一巴掌朝老虎打一下去，拍死个把苍蝇。
       造假者行骗成功，获利者不仅仅是造假者，单位得到了经费和名誉，领导有了政绩，各方“共赢”。有利益就有驱动力，所以他们对打假不但不屑于管，还会积极参与造假。在李连生事件中，很多假材料都是在西安交通大学校方帮助下才有可能造得出，而几乎每起学术造假行为中，造假者的单位帮助造假的影子。而这种帮凶的行为面临的代价却几乎没有，即使暴露了，把造假者一开，官照做，校照开，无耻一点的反而会把揪出造假者的功劳算在自己身上，作为学术反假的事迹，坏事变好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宋朝有一个剧寇，称其为A吧，被朝廷招安，还封了个官。但是官场上的那些士大夫们看不起他。一次官员开会，其他官员见到A，不屑与之同坐，闪在一旁。A心中明白，就笑着说，“各位大人都是高才，大家都作首诗，让我这个乡巴佬学习学习如何？”见大家不作声，A说那我先作，其词大意为：“我知道自己原来是土匪，比不上各位大人学富五车，心中很是惭愧。不过我作土匪不一样能当上官吗？可老百姓都说各位大人作官更像土匪。”众官哑然。这就是“官作匪时匪亦官，匪作官时官亦匪。”
       治理学术不端本来就不应该有方舟子他们什么事，可是就这样的管理机构公众怎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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