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Cheng, M.W.T., Leung, ML. “I’m not the only victim…” student perceptions of exploitative supervision relation in doctoral degree. High Educ 84, 523–540 (2022).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21-00786-5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学术界长期存在剥削现象，从商业期刊利用研究者免费劳动力进行同行评审（Tennant,2020），到性别化劳动分工中女性学者被迫承担更多教学与行政工作（Angervall&Beach,2018），剥削已成为高等教育生态的隐性结构性问题。博士生作为学术体系中的“初级劳动力”，其面临的剥削问题尤为突出。Bodewits（2017）指出，博士生常被视作廉价劳动力，承受高强度工作却缺乏合理回报。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指导关系的“伦理失范”（如学术欺诈、指导缺位），或借用职场“虐待性指导”概念（Tepper,2000），却鲜少将此类行为明确界定为“剥削性指导”（exploitativesupervision）。

（一）剥削性指导的理论框架

Löfström与Pyhältö（2014,2020）基于Kitchener（1985）的五大伦理原则，构建了学术指导伦理分析框架：

1.自主性剥削：导师强制干预研究选题与方向，剥夺学生决策权；

2.公正性剥削：学术成果署名不公，如强制“赠予作者身份”（giftauthorship）；

3.忠诚性剥削：导师未履行指导承诺，如长期缺位或转嫁研究任务；

4.有益性剥削：指导行为损害学生福祉，如超负荷工作导致身心耗竭；

5.非恶意性剥削：导师故意延迟学生毕业以获取免费劳动力。

既有研究显示，剥削性指导与博士辍学率密切相关。全球范围内博士辍学率高达50%（Groenvyncketal.,2013），而权力不对称的指导关系是重要诱因（Laufer&Gorup,2019）。学生常因缺乏申诉渠道与制度保护，陷入“虐待正常化”困境。

（二）权力关系与认知困境

福柯（Foucault,1980）的“权力关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关键视角。指导关系中的权力并非单向支配，而是通过动态互动建构的。导师通过控制学术资源（如毕业签字权、署名决定权）强化权威，学生则在“抵抗”与“妥协”间挣扎。这种权力网络导致学生对剥削的认知模糊：即便遭遇不公，也可能因恐惧报复或认知失调而合理化剥削行为（HarmonJones&Mills,2019）。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研究采用质性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香港13名国际博士生（含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数据，学科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见表1）。样本中62%为自费生，38%获全额奖学金。研究通过主题分析法（Braun&Clarke,2006），结合Löfström与Pyhältö的伦理框架，提炼剥削类型与抵抗策略。

三、研究结果

（一）剥削性指导的五维表征

8名受访者报告了剥削经历，其类型分布如下：

1.自主性剥削：导师强制研究议题

P7表示：“导师指定研究方向，要求我们围绕他的项目工作，我无法选择真正感兴趣的课题”（I9）。

P12揭露：导师在招生阶段虚假承诺兴趣匹配，入学后却统一要求学生转向其专长领域（C9）。

2.公正性剥削：署名权与学术成果掠夺

P6描述：“发表论文需将导师列为第一作者，否则修改署名顺序。甚至要求点赞社交媒体帖子、代付私人账单作为交换条件”（H13）。

3.忠诚性剥削：指导缺位与任务转嫁

P9指出：“导师忙于自身项目，极少过问我的研究，却要求我参与他的课题”（L14）。

P12因导师指导缺位未能通过候选人考试，质疑其故意制造延期以延长“免费劳动力”使用（C14）。

4.有益性剥削：超负荷劳动损害健康

P12回忆：“每周工作100小时，睡在实验室。导师借设备要求一周内完成实验设计”（C9）。

P11坦言：“长期高压导致抑郁，但担心举报会失去奖学金，只能沉默”（B15）。

5.非恶意性剥削：系统性延迟毕业

P6透露：“导师刻意压低学生发文数量，强制延期3-4年以延续劳动力”（H11）。

（二）认知模糊与抵抗策略

尽管遭遇明确剥削，学生常回避使用“剥削”一词。P8将自身境遇比喻为“被过度使用的工具”（B11），P7则因毕业压力选择“吞下不公”（I17）。这种认知模糊源于：

权力压制：导师掌控毕业进程，学生恐惧报复；

制度缺位：缺乏独立申诉机制，校方常偏袒导师；

认知失调：合理化剥削为“学术必经之路”。

研究识别出四类抵抗策略：

1.学术热忱驱动：P5、P10因热爱研究选择坚持；

2.沉没成本妥协：P6因已投入数年时间不愿放弃；

3.外部支持依赖：P12通过同侪与家庭情感支持维系动力；

4.暂时性容忍：P7将剥削视为“过渡阶段”，期待毕业后解脱。

四、讨论与启示

（一）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剥削性指导本质是学术体系中权力不对等的产物。导师通过控制资源与规则定义“合理”指导行为，学生则因结构性弱势难以挑战权威。福柯所指的“抵抗”在此表现为消极适应，反而强化了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二）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研究提出四重建议：

1.权利界定：将博士生纳入雇员保障体系，明确工作时限、福利与署名规范；

2.双向筛选机制：设立“导师学生匹配试用期”，降低初期配对风险；

3.透明度提升：公开导师研究记录与学生毕业数据，减少信息不对称；

4.独立申诉平台：建立跨院校第三方调查机构，保护举报者匿名权。

五、结论

剥削性指导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权力结构的症候。香港案例揭示了全球博士生培养体系的共性困境：当学术卓越沦为绩效竞赛，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易异化为“雇主雇员”式的剥削链。破解之道不仅在于约束导师权力，更需重塑制度环境，赋能学生抵抗能力。唯有将博士生视为“完整主体”而非“学术耗材”，才能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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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邝宏达，注册心理师（X-22-396）、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2023.9-2024.7），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员，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专项一般项目“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机制与干预研究”（BIA240139），欢迎关注我的科学网博客或微信公众号“科研中的心理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