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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非典型问题”

已有 2186 次阅读 2020-2-23 12:13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非典型问题, 发展阶段, 国家能力

今天早上在看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下卷的时候,当读到二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韩国等发展变化的时候,以及联系到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变化,我对“发展阶段”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

导师在平时的时候,特别是谈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的时候,总会提到“发展差距”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一提到“发展阶段”,很多问题就感觉找到了主要原因或是根本原因一样,然后不用再深入的发现其他问题和原因了。

但究竟什么是“发展阶段”?“发展阶段”有哪些形式?“发展阶段”为什么存在?以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是什么?还有有没有办法突破“发展阶段”?

首先,“发展阶段”是一个时间概念,“发展阶段”存在的基础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并且在这个时间跨度中存在差异,由这些差异分成的若干个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中事物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特征是存在差异和区别的,这是在时间这个维度上来理解“发展阶段”。虽然这么讲可以说得通,那么证据呢?证据的话可以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时间跨度的话,人类社会以社会形态为特征可以区分为奴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形态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区别。

但是,“发展阶段”只存在于这样的线性发展规律中吗?我想应该是不是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内部可能存在多种发展阶段,比如说在去年雁栖湖集中上课的时候,我选了何传启老师的《现代化科学导论》这门课,他有一个“长江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点,就是在当今的中国,因为受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受资源和政策的影响,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形态,以长江为例,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入海口,存在着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心信息化社会等多种文明形态,比如说在长江源头的三江源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腹地,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资源短缺、信息闭塞以及处于未开发状态,所以该地与原始社会的区别并不明显,顺着长江途经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经历了原始森林、高山峡谷、起伏山脉、高低丘陵、湖泊盆地、冲积平原等等不同的地形地貌,也经历了原始民居、分散村落、峡谷村镇、河流城镇、盆地小城市、山中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等不同的社会物理形态。

所以,如果按照时间的角度来思考,“发展阶段”向前是不兼容的,向后是兼容的,也就是说信息化社会里会同时存在奴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比如说当代社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里面仍然是奴隶社会形态,在世界的各个地区也存在着农业社会形态,大多分布在山区、交通不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周边地区。但是在奴隶社会文明中绝不会存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的形态。

然后我们去思考,是什么让“发展阶段”的变化在某些地方停滞了,而在某些地方就继续向前发展?有人说是需求,有人说是科技,更有人说是创新,到底是什么?估计这是所有人面临的难题吧,因为如果存在一种现成的办法或是策略,那些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文明岂不迅速赶超?当然,存在这种迅速赶超的可能性和例子,比如新加坡和韩国,中国也算其中之一。

那又有问题了,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等这些国家算不算突破了“发展阶段”?如果不算的话,那如何定义这些国家的赶超?如果算的话,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有哪些?这些国家成功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我就顺着思路去思考,比如新加坡或是韩国,这两个国家相对较小,体量小,只要集中精力做好一点就可以改变局势,至少是相对来说可以立竿见影的,说白了就是灵活性比较好,我把这两个国家比作是中小企业的崛起,虽然限于自己的先天资源不可能一下子做成大企业,但是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的话就可以打出品牌,就可以得到很好地收益,所以韩国其中精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新加坡作为国际海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主要发展自己的石油加工业和航运业,并且利用国际化的市场来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弯道超车。

但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两个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所面临的问题复杂,要想实现整体的弯道超车很难,不像韩国和新加坡一样只要集中精力发展几个产业就可以改变局势,中国需要做的是整体的提高和改变。中国这些年发展的很好,原因有哪些?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断地积累,并且能够快速的积累,首先中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大,同样需求也大,所以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也同样因为人口多,内部分异明显,很多事情的解决并不是那么快,也并不是那么彻底,可能会存在多样化的方式和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所以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那只有积累这么简单吗?那些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国家也在积累呀,发达国家也在积累呀?为什么中国积累的效果就比这两者好呢?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口多吧,人口多市场大,包括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需求市场等等,一个国家在积累的同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也在积累着,中国利用三四十年来输出商品和服务,并且积累资本和技术,同时也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人才。记得耶鲁大学有个教授叫陈志武,他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发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种之一。所以中国在同样的时间里把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了差距。

虽然自己在一顿乱扯,可也不是没有道理哦。

今天晚上在刷公众号文章的时候,看到了王绍光教授的一篇题为《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两万五千字的在清华做报告的文章,感觉挺受启发的,正好循着我今天所思考的主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上面我说中国走到今天靠的是积累,是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但是王老用一个很恰当的来概括了这种积累,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靠的是国家能力。首先,他并不认同现在很多人所说的是因为改革开放直接促进了中国当今的经济繁荣,而是由于改革和开放直接促进了国家能力的提升,然后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他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引用了很多的证据,比如说在上个世纪初,有很多的改革和开放都没有成功,包括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埃及的萨义德改革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等等,总体来看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日本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他还从对比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成功的个例,他列举了世界上相同时期许多国家的改革和开放的例子: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在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那他所说的国家能力究竟是什么?王老看来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那现在又有疑问了,他所认为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样的?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在说明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他引用了两个证据:

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所著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中的证据,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出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另外一个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大样本的研究,其研究人员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然后,王老阐述了他的关于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断:“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并不是要按照一个速率、朝一个方向走,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从王老的逻辑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能力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调节变量至关重要,他认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必然关系,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在强大的国家能力前提下,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按部就班,才能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显然,王老的论述和理论构架很难让人发现问题和反驳,但是也不一定,在这里我们假定王老的论述是成立的,可不可以把他的理论和逻辑用到个人发展上?

很显然,用知识迁移的方法可以把个人能力引申出来,但是个人能力影响的又是什么呢?个人能力影响着个人目标的达成与否,那又问了,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呢?又或者是这个人的目标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会发生变化呢?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个人能力本身的问题,个人能力的提高是无限的,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不吃饭不繁衍不生病不死亡然后还很强壮也很聪明,那么他可以统治地球或是统治宇宙了,很显然这种假设在现实情况中是不成立的,所以个人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呢?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力提高是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里进行的,还有,一个人得睡觉以及吃喝拉撒,这起码得消耗掉这段时间中的三分之一,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不生病,所以生病大多数情况下会限制个人能力的提高,甚至还可能消耗掉个人能力,这是从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角度上来思考。

在考虑个人能力的提高上还需要考虑差异化的因素,比如说智商,这个东西很大比重是天生的,后天不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范围因人而异,总体上来说并不大。还有就是健康水平,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和智商同样重要,因为身体素质通常情况下是智商的载体,虽然也有个例,比如霍金,但是很少。所以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的人能力提升显然会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也是负面限制多一些。

除了这些,个人能力的提升总的来说需要的是外在的和内在的综合因素影响,内在的包括个人的智商、认知、情商、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智商先天决定,后天改变的空间不大,情商可以训练,但是的需要优质的家庭和学校教育资源,认知属于个人心理和个人人格的综合作用,认知水平与智商和情商存在相关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人目标和个人志向,这些是一个人行动的动力和意志力,所谓的坚韧与毅力,还有就是选择,俗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何选择既存在必然性也存在偶然性,这个跟概率有关,也有个人运气有关。外在的主要可以用教育来概括,包括三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就是你出生在什么家庭里,这个家庭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学校资源可以理解为你能得到什么样的训练和素质,训练包括思维训练、视野训练、心理训练等多种训练内容,素质包括知识素质、健康素质、科学素质、心理素质等等许多隐性和显性的素质,社会教育是建立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基础上的,要么利用家庭的资源来接受社会教育,要么利用学校的资源来接受社会教育,或者是既利用了学校的资源又利用了家庭的资源来接受社会教育。

所以,个人能力的提升是综合因素所共同影响的结果,同样,个人能力是很综合的,个人能力包括哪些?也许很多人会说出一些所包含的能力内容来,但是能力不是数字,个人能力与个人能力之间是不可以比大小的,除非两个人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现实是存在很多人目标是相似的或是一样的,比如很多人同时竞争一个名额或是岗位,所以就出现了竞争,在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在竞争中赢的人我们把他们命名为能力相对强,而那些输的人我们把他们命名为能力相对弱,所以能力强或是弱是存在情景依赖的,没有情景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那又有人问了,如果我利用了别人的能力来达成了我自己的目标,这该如何去定义和判断呢?当然有人会说能够利用别人也是你的能力呀,如果是积极的好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哪还有人问了,那我把自己的目标变成大家的目标,这又该怎么去想呢?那就看这个目标在什么程度上有排他性,所谓的就是这个目标要是达成了,有多少人能跟着受益?然后在所有人都受益的前提下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这里所谓的能力就脱离个人能力了,就成了组织的能力和政治的能力,这就是政府和政党所要关注的东西了。

虽然谈了这么多,突破“发展阶段”绝非易事,也绝不是只有一种金科玉律,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人都成了精英、领袖和富豪了,每个国家都能超越美国了,所以“发展阶段”本来就是个具有独特性的问题,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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