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非科学文章，没想到是由钟扬的离去而触发。这段时间，一直想给他一个真正的告别，而且希望这个告别不太过悲伤，因为这定非他所愿。在钟扬离去百日的时候，谨以此文和他说再见。

独特的存在-写在钟扬离去百日

曾 嵘

钟扬在身边，是我的朋友之一时，我已习惯了他的存在。他走了，我才蓦然发现，他是一个那么独特的存在。他走了，就无人可替代他，心里的那个位置，空了冷了，只能靠回忆填一填，暖一暖。

我和钟扬是朋友，这当然不是我一厢情愿，而是他亲自认证过的。几年前他为某杂志组织专辑，发信向我邀稿，谁知我竟未收到，数日后的一次聚会上，他气呼呼地说：“我自认为和曾嵘是朋友吧，但她压根不理睬我的邀稿。”说罢抛来一个幽怨眼神，我连忙指天指地发誓真没收到，他方才原谅我。

我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2003年我们同赴剑桥参加一个中英论坛，在机场初识，那次旅程一路延误辗转，历时近30小时才到达，但同行有钟扬，怎会觉疲倦。那时他已进藏工作，绘声绘色讲西藏的种种轶事。他告诉我，西藏某族群非常封闭，传说他们认为，如果把外来客中最聪明的人毒死，就能留下优秀的灵魂。我马上问：“那你去过了吗？”他说“去过啊！”我坏笑着说：“那你发觉自己没被下毒，岂不更为懊恼？”他拍掌大笑说知我也，并邀请我去西藏，自此我们成为朋友。

此后每次开会，若得知参会人中有钟扬，我就心中窃喜，因为有他的地方绝不会乏味。我最喜欢和钟扬吃饭喝酒聊天，常常逗得我乐不可支，他还一本正经振振有词。欢趣之余，他也不忘智力挑战，他会抛出诸如熊猫为何只吃竹子，长颈鹿是否会游泳等烧脑问题，让各位生物学家也莫衷一是。

在三亚，他带我看红树林，而后的饭桌上，他兴奋地说：“现在全球变暖，是坏消息吧，但也有一个好消息-某些原本寒冷的地带能种葡萄了，那我想，上海说不定也可以种红树林呢！你想象一下，要是你家小区也种上红树林，那房价立马暴涨！”我呵呵直乐，以为他只是玩笑，没想到后来他真在上海种上了红树林。

2013年，钟扬再次邀请我去西藏，我终于在认识他十年以后，踏上高原。他特别建议我去色拉寺看辩经，他说：“辩经讨论的都是终极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转而笑说：“你想想，要是在上海街头，你拉住一个人，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家一定当你是神经病，而在西藏，这是人们每天思考的问题。”

钟扬少年得志，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是他的天赋，却也不免给他贴上狂傲的标签，这并非世俗所能尽容，西藏给予他新的方向，他的理想主义有了安放的所在。这些年来，他竭力地过度地燃烧，是热爱是奉献，也是他对世俗的藐视。

当悲伤慢慢平复，我也逐渐接受钟扬已经离开这个现实，可一想到，饭桌上不再有他讲笑话，我还是一阵黯然心痛。我开始认真地想，为什么这么怀念钟扬？为什么钟扬是难以替代的存在。

我认识许多深耕某一领域的科学家，也结交一些游走于天地间的博物学者，我受教于不少哲思广厚的谆谆师长，也钦佩各位热情通俗的科普达人，但是，能将这几者浑然而成于一身的，我只见过钟扬一个。在我看来，他采集种子培植红树的工作或可传承，而那个将科学与人文融合得熠熠闪光的钟扬，只怕再难寻觅。

钟扬科大少年班出身，智商自是高人一等，早期的文化熏陶奠定了他的人文功底，多年的科学生涯训练了他的思想逻辑，理想主义又赋予他浪漫与热忱。他是少有的深刻而有趣的灵魂，这既源自于他的天性，更依赖于他的坚持。他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在科学家工具化的今天，在科技与人文割裂的今天，在利益大于理想的今天，他的天性与坚持，是那么珍贵。

作为深谙进化生物学的学者，在钟扬眼里，万物起灭常常是以亿年为单位计算的，一个个体的生死不算什么，况且他从来厌恶平庸，从这个角度说，他如愿了，他轰轰烈烈走完一生，他留下了科学队长的声音，留下了自然博物馆的文字。科学与人文终有分久必合的一天，而那时我们不该忘记，曾经有他-钟扬，跨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然后挥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