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钱学森诞辰112周年，央视于明天开始（12月11日—13日）播出文献纪录片《归来》。上海交大的钱学森研究中心张主任电约我按时观看；又想起八年前应邀参加《钱学森年谱》学术研讨会，曾发言谈到钱学森的爱国“归来”，与其父钱均夫和鲁迅的关系、影响，都有内在的关联；这一课题内容已列入我的（科学版）“现代中国文学史稿”。这里摘编部分文字发布博客，以就教于方家、长者。谢谢！

欢迎大家观看央视（九频道20:00）的《归来》。

钱学森父子与鲁迅

     钱学森生前表示：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这位父亲就是青年鲁迅的好朋友——钱均夫。

      钱均夫(1880—1969)，祖籍杭州，名家治，字均夫，后以字行，又作均甫。他是古吴越国王钱缪三十二世孙，1956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是一位近、现代爱国的革命志士。他不仅和鲁迅是留学日本时期的同窗,还都曾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 以便深造，从此结为良友。求学期间, 他们“恰同学少年”，常常指点江山，古今中外，意气方遒！他们还常常一起参加会议或外出郊游，比如1903年樱花时节,鲁迅与钱均夫等人利用假期，结伴到箱根温泉游览, 观赏了火山口的湖光山色。

        1908年, 鲁迅告别了良师藤野严九郎，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到东京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等活动之后,与钱均夫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东京本乡区叮十番地租赁了新居，共同住宿。因为钱均夫已经从日本高等师范结业,又来和鲁迅相聚，他们住的这座房子来历不凡——原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家园——后来鲁迅还翻译了夏目漱石的作品。其时，夏目漱石已迁居大阪, 房屋比较宽敞，庭园较大，花木繁茂,缤纷悦目。于是鲁迅、钱均夫、许寿裳、周作人和朱谋宣五个留日学生,合租，居住在此。当时，他们在看起来似乎高大的铁门旁电灯上，署名“ 伍舍”——这在相关留日学人的著述里，也曾有过记述。

鲁迅除了与钱均夫同游上野公园之外,他们还一同去书店读书、购书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联袂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  因为他们都认为章太炎是“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先生对《说文解字》有精深的研究, 在他自己的寓所里开讲, 每周的星期天讲一次。鲁迅与钱均夫就起早赶过去，从清晨开始, 环绕一张矮桌, 席地而座, 执弟子礼甚恭。章先生旁征博引，新见叠出, 对鲁迅、钱均夫等人教益非浅。因此可以说，鲁迅与钱均夫还称得上是章门同窗。

         1909年初春, 钱均夫和许寿裳先期归国到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当时，学堂监督( 即校长)为沈钧儒先生, 钱均夫、许寿裳共同向沈钧儒推荐鲁迅来校任教获准。于是，鲁迅在这一年6月归国, 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学教员, 又成为钱均夫的同事。同年冬, 在震动江浙教育界的“ 木瓜之役”事件中，鲁迅与钱均夫为反抗封建余孽的专制欺凌而愤然辞职,同时宣告离校, 同一天搬出校舍,表现出同进同退、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和鲜明立场，并且取得最后胜利，也结下了珍贵的革命友情。

        辛亥革命成功后, 鲁迅与钱均夫先后进入国民政府教育部,鲁迅任“签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展览会、大众文化等。钱均夫任“视学”及第三科科长, 主管中学、师范教育等。直至五四运动前夕，鲁迅都把钱均夫当作新文化阵营里的战友。这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

1914年1月22日，钱均夫到部来看。 

1915年3月13日，午后同齐寿山、与钱均夫至益昌饭，又游小市。 

 l916年4月21日，钱均夫来。 

1917年7月2日，钱均夫代买江苏碑拓十八枚，直九元。 

1918年1月23日，微雪……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 

1918年3月11日，晴。上午分送图书分馆、钱均夫、齐寿山《新青年》各一册。 

这里记载的《新青年》，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思想旗帜——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序幕。 

鲁迅在1919年——钱学森八岁那年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著名的文化评论《我们怎样做父亲》，说“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应预备一种能力。要“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要“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

钱均夫作为鲁迅的职务工作同事、浙省乡亲挚友和思想界的同盟志士，不仅理解鲁迅，尊崇鲁迅——那时《狂人日记》发表不久，社会声望日隆——钱均夫也象鲁迅那样懂得怎样做父亲。如果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理论先驱的话，钱均夫就是践行落实这种现代思想和家庭文化的教育家。他不仅学识广博，趣味高雅；还勇于“解放幼者，”为后代“开辟新路”。他在家里为童年钱学森营造出寓教于乐，不求功利的良好氛围；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把钱学森送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小学。这直接保障钱学森12岁考入当时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优秀成绩直到高中毕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才俊。

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钱均夫同样对中华文明和民族精英充满自豪与崇敬。在钱学森赴美留学启程前，他特意为远行的爱子买回了《老子》、《庄子》、 《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著名中华典籍。当钱学森即将登上远洋轮船时，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说：“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乃父告之。 

从鲁迅倡言“中国的脊梁”，到钱均夫鲜为人知的“纸条教子”——尤其是“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寄托着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在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和激励民族精英青春“归来”的思想价值。

钱学森以“父”为“师”，反映了20 世纪中国社会和现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正是五四新文化血脉在代际结构、精神承传 、家庭教育、知识学缘诸多层面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这或许堪称中国式的“恋父情节”，这里所包孕东方文化的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方面的深刻意蕴和学术命题，视野浩阔高远，沉思细致精湛，抚今追昔，更是足资借鉴 ——可惜还未引起学界、媒体与专业研究领域应有的关注以形成宣传、推介方面的社会历史“命意” 。  

毋庸置疑，正是鲁迅、钱均夫这一代五四学人的现代思想和人格教养，培育了钱学森，也成就了钱学森。在钱学森茁壮成长和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深铭刻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烙印；直到晚年，钱学森经常讲鲁迅，学鲁迅；背诵鲁迅名言警句，在工作或写作中运用的得心应手，乃至出口成章。如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与改革》一文，钱学森借用鲁迅给郁达夫的诗句“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表达了志存高远，与时俱进，不要贪图安逸的深刻思想（《钱学森谈鲁迅两句诗》，《人民日报》1987年7月11日）。这曾经令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惊异”于钱学森对鲁迅著作内容的“十分熟悉”；尤其是钱学森谈鲁迅对“milk  way”译成 “牛奶路”的评论和见解，在当时长期旅居海外的学者中，是很“少见的”。（《向钱学森同志祝贺和学习》，《人民日报》1991年11月4日）

这一切，不仅仅表现了钱学森对鲁迅作为长辈和名家的钦敬与爱戴，更如实反映出钱学森对鲁迅思想的深刻理解与独到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