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厚宇德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恩曼曾说过，有必要不断重复伟大的思想，“因为新一代每天都在出生；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不断出现并成熟。除非有意识地将它们清晰地代代相传，否则它们就不会持久。”[1]

     使笔者想起这句话的是董时进（1900—1984）。50岁的笔者最近才知道曾有位叫做董时进的学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人口论思想[2]。相信一定有很多专业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学者，与笔者以前一样不了解董时进和他的人口论思想。

     作为外行，笔者认为人口学的基础可以建筑在数学基础上。其一，建立人口繁殖模型，以此计算某个时间人口可以达到的总量；其二，算出某年可以支配资源的人均值。如果这个比值大于等于一个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每年资源平均需要量，社会的存在就有基本保障。反之，则意味着至少部分人将有生存困难。因此，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历史上的人口论既有倡导者，也有反对者。在西方反对人口论思想的人中，包括著名的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以“轻率而愚蠢的假设”与“毫无根据的数学公式”，构成了“错误理论的基础”。[3]在中国，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评者。

     战争、灾害可以导致人口骤减，但是在正常而自然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朴实的人口论思想。《韩非子·五蠹》篇有这样的表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北宋苏轼也曾说过：“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苏东坡集·策问）。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也曾称“後世生齿繁”。明代的徐光启则为人口的增加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增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代也不乏人口论思想者，其中洪吉亮最为引人瞩目。他曾说过：“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而其人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洪北江全集·治平篇）因此在洪吉亮看来，人口问题更为严重。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印象最深的人口论倡导者一定是马寅初。他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计划生育主张，后他的观点遭到了政治批判。然而董时进1936年就撰文倡议中国“必须节制生育”，比马寅初早差不多20年。

     与历史上其他人口论者的想法相似，董时进认为人口过多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上许多痛苦和罪恶，都是从人口太多出来的。”[2]他认为在中国节制生育势在必行：“在中国节制生育的问题，不是‘何以必须’乃是‘如何实行’。”[2]董时进之所以呼吁限制人口，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已经很大，而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是人口很稠密的国家。内地十八省的人口密度和德、意相差不远，比法国要密三分之一。这些国家都是粮食不足，而要靠输入来维持生活的。”[2]董时进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国的人口约等于美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人耕种的土地不过美国人耕种土地的一半。”[2]

     有人认为改良农业可以满足人口增加的需求。董时进熟知国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难以实行的：“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说起来容易，实行却很困难。如果改良农业是指增加农民的收入，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土地，使原来耕十亩的耕数百亩，教他们用机械耕种，大批生产。但是人这样多，哪里有那些土地？如果改良农业是指增加每亩土地的生产，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多施用肥料，但是农民太穷，肥料买不起。要说多喂家畜生产肥料吧，我们又喂不起，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少，人还养不活，当然再不能多养家畜。……这些困难分析到底，都不外由于人多地少。许多新事业都是因为这缘故不好办……所以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2]与其他国家相比，董时进指出：“中国除非工商业很发达，能像英、德诸国称霸海外市场，输入大宗食料，没有法子使一般民众过现代式的生活。”[2]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工商业赶超英、德是一个更加难以实现的目标。所以，“现在中国亟应进一步讲求如何大规模的推行节育，我们应该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限制婚姻与生育。”[2]董时进意识到知识阶层更理解节制生育的必要性：“至于一般民众，则非有大声疾呼，或由政府努力推行，他们是不会知道的。为要使节育运动达到民间计，非特别提倡不可。” [2]

     董时进强调必须要节制生育，他考虑问题既立足于当下现实，也考虑到了未来的持续存在与发展：“总之，我们不要忘记，人口增加时无止息的，食料的增加是越来越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开垦荒地、改良农业、增加生产，总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快。按人口普通增殖的速度，五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那许多人吗？”[2]

     今天中国的农业科技状况、中国的工商业状况等等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时间证明董时进的观点不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呼吁要节制生育的思想，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学、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以及与其他国家情况的比较分析之上的。因此，他的思想仍有合理的值得思考和记忆的东西。借用费恩曼的说法，本文是对董时进人口论的一次重复。

参考文献

[1] Feynman R P. The meaning of it all[M]. Engliand: The Penguin Press, 1998: 4.

[2] 董时进. 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J]. 东方杂志, 1936, 33[5]: 118-120.

[3] [俄]列夫·托尔斯泰. 论科学和艺术的价值[M]. 黄琼岚, 黄丽嫣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7.

（责任编辑   王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