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我攻博时，有我的导师给他们的博士生们一起开个会或集中起来讲个事、布置个工作。导师找我或我找导师就是简单的见面，敲门进去，谈完即走。有博士生人人需要被提醒的事，是用便笺，放在信报箱中给大家的。这些文字我还保存着一些，比如有一次提醒我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有一张便条甚至说他出去开会了，某一天到某一天不在系里。更多的好象就是导师要找我了，从信报箱给我一个小条。偶尔就直接放我实验室的桌子上。你可能会说，打电话不是更快？但我的记忆中这种电话的确没有。这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博士生绝不是只有我一个。在我想找他（他是系主任）时，我也是写条子给他的秘书转交。对于另外一位当系里reader（相当于副教授）的我导师，则把纸条贴在他的办公室门上。顺便说一句，我和他

们“其实也是来往不多，但不是没有，只

感到他们很忙，多数时候我找不着他

们”[1]。

      在国内我指导学生时，我常常要给他们开会。不仅如此，学校、院系也开。大概是在改革开放的某一阶段后，好像这样的会少起来了。其实我从当大学生起，就习惯了这种会。我当了博导后好像也习惯了这种做法。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不召集博士生们开会，他们会“等”着，不会来找你谈事，等开会了你问了，他就把事儿说了，偶尔你对学生的“会议预期”有所忽视而学生真有事需要解决时，就会被耽误。为此，要多采用单独指导方式。但有时碰上不怎么说话的学生，这个单独指导的场合也只是博导的“单向灌输”。

      总体来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校学生在学校中看到老师的机会比国外的要多。博士生在这方面的期待不比大学生、硕士生少，因为他们曾经就是大学生、硕士生。看不到老师有什么后果呢？——你可能会怀疑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后果是严重的。记得我1979年刚到英国时听到这样一个真事：有一位中国访问学者是一位在国内十分优秀的学者，国外的导师热情地接待了他，谈好了要合作的课题。于是，这位中国学者就开始做科研，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和当时出国学习的多数中国学者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位导师从不找他，他忐忑不安。也许中国学者的科研中既有成绩也有困难。这些情况也许也到了导师那里。可是，导师没有找他，他也见不着导师。他想不出别的原因，只想到“一定是导师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这是多么典型的中国式反应。他于是晚上睡不好觉，影响到第二天的科研，接着的晚上更睡不着，第三天继续影响科研……他越来越表现出抑郁症状，终于有一天，他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这真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高端科技人才如博士生们“看得到”、“看不到”导师的问题呢？我在前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攻博得到成功，和导师的来往不是本质的，因为来往是受许多偶然因素制约的，本质的原因是我导师们在学术上对我的影响”[1]。

      “看不到导师”产生后果的另一个例子是，几年前国内报纸有博士生们发表文章，埋怨看不到导师，埋怨导师不和博士生一起做实验。具体怎么说的，要查报纸了。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盖鑫磊[2]反问说：导师一定要亲自做实验吗？他指出，不亲自做实验的导师应该是学术界的常

态。

      在中国，不论哪一个层次的学生，都得“看”得见老师。学生“离不开”老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学习就被称为“老师带学生”。“带”好学生被认为是老师的本职，否则是不好交账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博士生们也并不是要导师像在托儿所时那样让老师们手拉手地牵着他们长大。但是，决不仅仅如此。当学生们看到老师时，或说老师们在学生面前时，总是代表着“温馨”的非常正面的文化偶像，是传送知识的“天使”。这一切就像阳光之于地球和人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说。“教书育人，报效祖国”，老师们说。我就写过这个题目的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学生们对老师、对学校的强烈的单向依赖就是这样在灿烂的阳光下，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对于日常之中可能并非处处如此并不清楚，而且谁也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南方的冬天屋子里很冷，小时候我们经常要到屋子外晒太阳取暖。本文题目中的“晒太阳现象”，就是指的博士生对导师的那种无意识的强烈依赖。“晒太阳现象”的本质，是“主动性”和“责任感”的丢失。应该记住，我们需要阳光，阳光是生命之源。但是，博士生绝不应该“晒太阳”。我在前文[1]中其实已经讲了这一点，可见本文和前文是同一个主题。值得指出的是，博导过于依赖博士生的自觉和优秀品质，不执行切实的指导，同样也是一种“晒太阳现象”，也值得就“怎么办”问题作一番讨论。

参考文献

[1] 冯长根. 博导、博士生科研复述和杂谈(4)[J]. 科技导报, 2012, 30(4): 83.

[2] 盖鑫磊. “老板”(导师)一定要亲自做实验吗？[J]. 科技导报, 2010, 28(5):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