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今年4月15日梁建章与黄文政先生写的文章“中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再次引起一些关注。该文可以说是他们的核心论据之一。该文基本观点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人口学者翟振武教授对中国人口数据（主要是总和生育率数据）的估计一直偏高。如果用测量学的语言来描述，其估计值与实测值之间存在一个固定且显著偏高的系统误差。表面来看，作为科学的研究来说，如果固定存在一个显著的偏差，当然会是一个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所以，该观点的确让很多人，包括很多严肃的学者受到影响。本文将从真正科学的角度澄清这样几个问题：

• 为什么中国人口学界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偏高是合理的，甚至是他们的正常和惯例的职责使然？

• “低生育率陷阱”并不是什么国际公认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过度宣传纯属一个忽悠。

• 单纯谈生育率是没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矛盾。而梁建章和黄文政先生在这方面纯属外行，并且未作任何专业研究。所谓“适度人口论”，只是他们自设的靶子，自谈自唱。

为什么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应当偏高？

单纯看对中国人口数据的估计，的确中国人口学界偏高，而且还是持续的、固定的偏高，甚至在很多人大量批评这种数据偏高后他们依然坚持偏高。但如果因此就轻易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口学界的人“有问题”结论的话，有没有想过还存在另一个更大的可能，真正有问题的是以此为理由攻击人口学界的人？

如果单纯看人口领域的话，是搞不清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中国大量与实际工作相关的领域，学术界与实际之间的数据都存在一个固定的偏差，并且这个偏差本身就是刻意为之的惯例。

中国GDP增长数据曾经在非常长的时间内，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偏差，往往是实际值远高于目标值。在中国GDP几十年内以2位数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每年制订的GDP增长目标基本都是固定在8%，并且在制定目标的时候就明确说了：“制订目标要留有余地，实现时力争超过”。

中国邮电通信在过去非常长的时间内，5年计划的目标值与最后实际实现值之间，都有一个固定的一倍左右的偏差。这同样是制订目标时留有余地，实现时力争超越的结果。1987年制定的2000年移动通讯发展目标是达到80万移动电话用户保有量，最后到2000年时80万只是一个星期新增的移动电话用户量，目标与实际之间相差几百倍！

......

梁建章和黄文政先生只是少见多怪、对中国的执政经验和惯例搞不清楚罢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价值。那为什么需要在学术界的估计值与最后实际值之间，要固定存在一个偏差呢？如果什么事情都这样岂不是没有准确的学术研究结果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清楚中国领导者一个的确非常正确有效的工作模式——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都有一句经常听到的话，叫“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就是要把困难估计得尽可能充分一些，把问题想得尽可能周全一些。工作规划时留有“余地”，实际执行时避开最困难最危险的状态一定距离。这个“余地”，就是人为设定的一个差值。“底线思维”也是同样道理。差值的方向，就决定了工作的导向。如果估计的数据与实际之间的差值正好就是所希望设定的余量，这不是偏差，而正好就是最准确的估计。这种偏差不仅不是人口学界独有的错误，而且是大量不同行业普遍存在的情况。

搞明白了吗？

不要以为只是中国政府这么做，“留有余量”也是一切科技和工程中的惯例。Intel公司的CPU会标称它的钟频是多少，但人们使用中经常进行超频，实际与标称值有偏差。如果你真拿这个偏差说事儿，说Intel公司数据有错，并且计算机专业人士都懒得理你，你还真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真理吗？

桥梁建设中以最大车辆载重进行承重计算，计算之后会乘上一个大于1的系数，以留出余量。标称最大重量10吨，可能会按15吨来进行建设。这是偏差吗？当然不是。

更进一步就需要说明，为什么人口学界需要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数据高估这些值，并且这就是他们正常职责使然？我们会在文章后面再深入谈到。此处先来揭穿一个伪人口学家们吓唬人的幌子。

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

这些伪人口学者忽悠人的最重要说词就是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并且声称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理论。学术界的确存在这么一个理论，它是2005年Lutz和Skirbekk提出的，并且他们在后来不断补充相应的观点。这个理论是说，当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会因为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机制而自我强化，从而这种低生育率机制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

首先我们需要破除一下所谓的“国际公认”这种迷信。国际上各种理论和观点都有，绝大多数都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而已。“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只是一个很小众的学者们认可的观点，大量国家人口发展的事实早就推翻了这个观点。以下是几个“陷”到远远低于1.5总和生育率国家的变化数据。

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几乎是完全相反，绝大多数曾经陷入低生育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国家，经过大约20年之后生育率都经历了持续反弹到1.5左右或以上。就这个问题对更大范围的国家进行专业和系统研究的文献可参见：靳永爱：“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

关于这个问题更深入一点的讨论，黄文政先生曾直接约我在网上交流过，我坦率且客观地给他说到，他与梁建章先生写了那么多东西，也不能说一点价值也没有，他们对生育意愿的讨论应该说是有启发性的。在问卷调查时说自己有生育意愿的很多妇女，最后却没有选择生孩子，也就是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有很大的偏差。研究这个偏差是非常有价值的。过去人口学界关注点不在这方面，所以没有注意到过这个问题，而现在对这个问题在人口学界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生，或者想生而又不敢生，只要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并且解决了，就没有什么越不过去的陷阱。如果房价问题解决了，养育子女的成本问题解决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就不会有太大差异。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盲目地叫喊放开生育，结果只会是城市尤其大城市高素质人口的生育率照样提不起来，而穷困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率却完全失衡、极大幅度地上去了。这不是在严肃地解决问题，而是纯属制造混乱。

我曾建议黄文政先生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很遗憾，他和梁先生对这个真正有价值的利国利民的学术问题，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人口总量与资源量的矛盾

这个道理简单至极。如果没有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矛盾，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了，还需要你们这些人来强调吗?这如同只要没吃饱饭，再多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当然没问题了。人需要吃饭这个道理还需要谈那么多吗？所以，如果真有兴趣的话，只要把总量问题谈清楚，一切就都清楚了。你可以去认为现在应该放开生育，但唯一符合逻辑的理由只能来自于人口总量与资源量的关系研究，而不能是别的。他们只是用所谓“不存在适度人口论”来完全否认这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存在。这等同于说人根本就没有饭量的问题，可以无止尽地吃。

人口学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固定数值的“适度人口论”一说，如果有人提到那也只是极少数人的表达方式差异而已。学术界真正的研究规范是“人口生态学”，其中主要是以粮食约束为基础的罗辑斯蒂方程、土地人口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等方法。你们连边都没粘上，整天唠叨什么呢？

人口学界不是一点儿缺陷没有，但只要是以正常的学术交流方式提意见，别人是会乐意接受的。过去对于如何研究粮食极限问题的确存在很大的不足，我建立了“主粮法则”等研究方法加以弥补。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生态社会人口论》和《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等书中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此处不再重复了。

我们这里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要设定一个与实际之间固定偏高的总和生育率值？目的就是把人口总量偏高当作一个超越极限的危险和需要防范的状态。需要估计到生育率最大的情况会不会导致人口总量超越中国资源的极限。这样的估计策略当然就肯定会偏高，但这样的估计值中国决策者和领导人一般也不会认为真的就会达到，也绝对不能让它达到。中国总和生育率有不同的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学术界作各种估计的数据。学术界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估计最坏的情况下，是否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有遗漏，导致实际数据比它们高。这三个数据的不同，梁建章和黄文政先生你们都能知道，以为决策部门的人都是傻瓜，全都不知道吗？

来自测量学的说明

我们来以最严格的测量学知识说明这个问题。最准确的总和生育率测量会是一个以数学期望为中心的高斯分布。这样，有50%的机率实际的数据小于这个数学期望值，也有50%的机率大于这个值。

数学期望

如果我们是要设定一个安全的余量，肯定不能设在中心的数学期望值上，因为那样的话就有50%的机率超越这个限度，这还得了？

假设我们要设定一个安全限度，使得实际值有很大概率小于这个限度，应该怎么办？这就需要采用上规范限策略。例如，以高于数学期望6个西格玛（6倍的均方差）设定这个偏差，就可以使实际值超过限度的概率小于百万分之3.4。这就是说，如果总和生育率的数学期望是1.4（很可能来自人口普查，但并非绝对），均方差值为0.05，那安全限度就会在1.7左右。这样就会存在0.3的固定偏高的差值。伪人口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个偏差，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这个偏差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问题只在于：我们究竟需要设定上规范限还是下规范限，设定多少，3个西格玛还是6个西格玛？这不取决于人口数据的测量方法本身，而是取决于人口总量与资源量的关系。相对来说，最接近实际的是人口普查的数据。但这个数据已经有了，如果要以它们为依据进行预测的话，只需要在电脑中输入需要查询或预测的条件，然后按回车键或用鼠标点击一下——OK，所有数据全有了。这根本不需要人口学家再做什么，也根本不需要那些伪人口学家做什么。人口学家的职责甚至使命，就是要考虑如果存在各种人口普查时未考虑到的因素影响，或存在偶然变化因素刺激的话，“最坏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数据最大会达到多少。因为过去中国根据预测的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关系为依据，确定了以控制人口总量不能超限为目标，采用的就是上规范限的策略。因此，这不是中国人口学界想偏高，而是中国决策者赋予他们的工作使命，是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历史阶段这么做。

在过去GDP增长等领域，要控制的是经济增长必须保证一定的速度，因此采用的是下规范限策略，当年邓公南巡时讲话就是“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那时我们迫切需要速度，速度不能低于8%，因此长期有“保8”的要求。当然速度也不能太高，也有上规范限的问题，但不是通过某个上限的GDP增速值，而是通过表征通货膨胀的CPI以及“煤电油运”等紧缺情况的指标来规范。现在对GDP增长率要求没那么高了，进入了新常态，所以现在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也就没那么大了。

在中国决策层面，肯定不会只是以人口学家们的这些安全上限数据为依据，而是综合考虑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业部门数据、国家粮食局数据、地理气象等数据、国外粮食进口状况数据等进行决策。梁和黄等他们的数据来自哪里，不也是来自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吗？这些数据中国决策者全都已经有了，你又多提供了什么？

每个行业的惯例或不成文的规范

在每一个行业或专业，都有一些行业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惯例或规范。身在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或习以为常。是否知道这个行业的惯例尤其不成文的惯例或规范，这是判别是否是这个行业的人，或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关键标志。如果你发现了，并且把这些差异说出来，提醒别人注意，这也算是好事情。但如果因此就永无止尽地大惊小怪，那就除了只是在不断提醒你是外行以外，再也起不到其他作用。

人们在计算GDP数据时，有两套不同的数据，普通人很少关注到。在公布GDP增长率时，采用的是叫“不变价”的口径，它是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而在比较不同国家GDP谁大谁小，谁排老大谁排老二时，全都采用的是当期“现价”的口径，这个现价是含了通货膨胀因素的。但有很多学者却就是用公布的不变价GDP增长率去预测多年以后的GDP值，然后再以此比较不同国家的GDP数据。这只有在两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完全一致、且汇率完全不变的前提下，两套数据才可能相同，但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按两个国家现价GDP的增长数据去估计，可能与实际符合度更高。我也曾写文章提醒过这个问题，提醒过一次就足够了，没必要一再去大喊大叫。

我几十年前曾在邮电设计院工作过，当年邮电通信发展的规划都是设计院的人做的，所以我很清楚数据是怎么来的。我在通信设备企业工作时也曾写文章提醒过，如果按过去实际通信发展的数据（过去的邮电部、信产部，现在的工信部网站上都有）对未来进行预测会更符合实际，如果你真按规划的数据进行预测，每5年会固定有一倍的偏差。但提醒过、大家知道也就可以了，没必要天天去吵闹。你不可能要求改变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的存在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以人口实测数据，也就是人口普查数据进行预测，与最后实际发展情况会更加一致。这个专业术语叫“时间序列法”，就是根据过去的数据简单外推。这种方法很简单，但在预测近期数据却很有效，且准确性也可能很高。人口学家们进行研究所基于的数据也是人口普查的数据，人家不知道吗？当然都知道。你可以去提醒一下人口学家的数据与人口普查的数据之间会有一个偏差。这不是哪一个人口学家估算得偏大，而是几乎所有人口学界的学者估算的都偏大。他们就是按上规范限策略来进行工作的，偏大就对了，不偏大那是他们的失职。这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你提醒得再多人家以后估计得还是偏大。因为人家估算的数据本来就不是未来的实际数据，而是上规范限。直到中国逐步放松上规范限策略，甚至在几十年以后转到下规范限策略时，这个偏大的问题才不会再出现。梁和黄提醒的数字对不对呢？当然可以说全都是对的，但说一次那是对的、是专业，说两次是废话，说三次就除了证明自己是外行以外再也起不到其他任何作用。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太阳早上会升起，你说一次就可以了，你天天要告诉别人说：“太阳早上会升起知道吗？”，“太阳早上会升起知道吗？”，“太阳早上会升起知道吗？”，“太阳早上会升起知道吗？”......最后发现没人理你，就很痛苦，就更大声地呼吁“太阳就是早上会升起知道吗？知道吗？这是一个真理”。别把自己逼疯了梁先生黄先生，全世界的人早就知道“太阳早上会升起”，你去不断重复只是在重复一个纯属废话的真理。

底线思维——绝对不能让楼塌了

无论来自哪个渠道的数据，中国人口总量现在都依然在增长，2018年还是净增长530万，这在全球范围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超过大量国家总人口的数字。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新增人口，而且还有大量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寿命延长导致。未来中国还有预期寿命延长的很大空间。在总量达到峰值之前，就会一直处于可能超限的危险状态。现在每年7亿吨粮食消费有1亿多吨都是进口的，人口总量与资源量的矛盾已经严重触碰极限。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近40年过去了，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大幅度增长，足以充分证明如果当年不执行那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后果会有多么严重。计划生育最终的价值就是体现在人口总量最大值的时候会不会超越资源极限。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谈什么“低生育率陷阱”，就如同在大洪水的洪峰就快要到来的时候谈河流可能干枯一样荒唐透顶。

当人们吃饭吃到9.9成饱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暂时放缓吃饭的速度，等胃里食物消化一些后再吃。如果此时有人跑来说：人不吃饭时间长了就会饿死，会崩溃，得赶紧吃、加快吃，人的胃是可伸缩的没有极限，没有饭量限制问题、人一旦不吃饭了就会陷入“不吃饭陷阱”——越不吃就越不想吃、越不吃就越吃不进饭、直到最后饿死......显然目的就是要在你9.9成饱的时候让你赶紧撑死嘛。人不吃饭要饿死的道理很正确啊，很多人真的被这个极为正确的道理给忽悠了。但如果不明白吃太多会撑死，“不吃饭会饿死”的基本道理就是一个骗人的忽悠。只要不撑死，9成饱还是8.5成饱都无伤大雅，用得着急成那样吗？9.9成饱的时候急得要死催促着让你吃更多，除了害怕你撑不死外，难道还是真担心你挨饿了不成？

中国从现在起当然需要关注到生育意愿等问题，计划生育并不是绝对的。未来当中国人口总量越过峰值转入下降，并且充分得到确认之后，整个中国人口学界主要使命就会从上规范限控制策略，逐步转向研究如何保持中国人口总量稳定的问题，这仅仅是10年之后就可实现的历史性转变。或许再过二、三十年，又会转入不同程度的下规范限控制策略。在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之前，如此急迫地攻击中国人口政策，如此急迫地要最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的人口总量，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口总量在峰值时远远超过资源量，从而使中国瞬间陷入社会崩溃。

那么面对长时间的伪人口学者的指责，为什么人口学界不为自己辩护一下呢？这有两个原因：

• 首先选择上规范限策略还是下规范限策略，或者不设规范限策略，这不是人口学界的选择，而是整个国家根据众多相关资源信息进行的政策选项。

• 其次，策略选择所涉及到的专业范围主要不是人口学专业，而是粮食。这主要不是人口学、尤其专注研究人口数据的人口学者研究的专业范围。这个问题本来需要粮食专业的人来解决，但这些伪人口学者攻击的又不是粮食专家，他们也没必要来解释这个问题。

伪人口学家们急迫地以某个现在的生育率数据为基础，去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会下降到多少，以此来吓唬人。到本世纪末还有多少年？80年！在这个时间尺度上中国有能力做成什么事情？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只剩下接近全军覆灭的几万人。然后经历抗日战争胜利、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改革开放......到今天GDP超过日本一倍多，与美国开始平起平坐。那些伪人口学家居然认为如果不马上听他们的话，未来80年时间，中国连生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把谁当孩子糊弄谁呢？

楼被压塌了，瞬间就会要命。

楼不塌，就来日方长，有得是时间和空间解决其他任何问题。楼不塌，才有空间和时间生孩子、养孩子。

这个道理简单之极。

再次强调一下，千万不要轻易认为某个专业群体的人全都是傻瓜，连所有外行都看到了的数据他们居然都注意不到。这样看问题最后都会发现，真正犯傻的只是他们自己。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汪涛_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