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

《实验、测量与科学》 

给出有史以来最科学的答案！

本文是应环球时报约稿而作

中国的科技在过去四十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飞跃，相应的以指南为基础的研发立项和拨款、项目验收、论文考核导向等科技体制也是顺应这段特定的历史而形成和发展的。坦率地说，过去中国的科技进步尽管神速，但主要还是以补课、跟随、学习、模仿，然后部分改进性质的。因为要补课的内容基本都是国外已经大致成型，或已经确认方向的科技领域，采用这种模式大致上说是利大于弊的。虽然也难免存在资金分配是否均衡，重复研究造成资金浪费等问题。即使只是重复国外的研究内容，创新性不大，多少也算是培养了人。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到，一切能够列入指南的东西，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都是不具备原创性的东西，这样说显然不是否认指南的价值。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总体的方向已经确立，虽然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东西，但大方向已经不会错了，此时以指南为导向可以迅速集中资源，快速地在此方向上获得突破。这也不意味着说这种“大方向确立”就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全球科学家一致认可的方向，最后还是可能会出错。例如通信领域里的ISDN、ATM技术，全球通信科学家基本上算一致认可，但最后还是都错了。3D电视，一度也是全球业界一致推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就算是人工智能，历史上也是经历了多次起起落落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现在已经快将国外领先的领域挖空，该补的课也都补得差不多了，唯一需要补的课是需要自己走到前面引领世界。此时，挑战和问题就与原来完全不同，现有的科技体制的确会突然间出现巨大的不适应。创新，尤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方向，往往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点，只是极少数对该领域有天才的领先者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但有些判断很可能是依据科学的原理和极少量的证据进行的直觉，它们很难有系统的可列入指南的依据。此时，我们原有的科技体制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至少不再适应这种原创性的创新研究。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参考下国外的大量原创性的科技成果是在什么体制下完成和实现的呢？有一个多年前的案例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憾，就是IBM苏黎世研究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柏诺兹和穆勒，首先发现钡镧铜氧化物是高温超导体，将超导温度提高到30K。因该项杰出成就，他们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IBM苏黎世实验室获得的诺贝尔奖还有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除此之外，该实验室在通信领域也有众多杰出的原创性成就。这些成就本身倒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国欧洲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方太多了。真正让人惊讶的是IBM苏黎世研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穆勒1963年就进入该实验室工作，1982年被提升为研究员。成为研究员后管理方式就有三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 可完全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不要任何“指南”；

• 不要任何作息时间要求；

• 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

穆勒正是在获得这种权力之后，选择了按常规理解根本就不具有导电性的陶瓷材料中寻找高温超导现象，并最终获得成功的。

柏诺兹和穆勒

按我们常规的理解，以上三个管理制度简直要翻天了，要这么搞，研究人员还不拿着钱天天渡假或搞一堆闹着玩的东西去了。但为什么IBM苏黎世实验室会采用这种科技管理制度并且如此成功呢？的确，这种管理制度是绝对不能随便任何人都给的，否则真会出大乱子。很多年后，我在中兴通信学习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管理课程时，突然明白了IBM苏黎世实验室为什么会这么做：一个成功的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最优秀的、合适的人上车。如果是一个整天擅长于钻空子的人，无论什么管理制度，他都能找到缝隙。你管理制度制定的再严格都没有。

让最优秀的、最合适的人上车——无论成功的科技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道理都是一样的。对那些最杰出的、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来说，一切形式上的管理制度全都是多余的。伽俐略、布鲁诺，他们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去发现科学的真理。对这些人来说，科研项目指南，论文指标有丝毫意义吗？更别提作息时间。

我也曾做过软件的研发，在系统联调时，就是3天3夜不睡觉一口气把整个系统调式完是效率最高的，因为几千行代码连续干了一天后已经全在脑子里了，连续2天2夜不停地去调试，计算机在运行时，整个几千行代码几乎同时就在自己脑子里运行，有任何问题几乎很快就会想出是在哪一行代码出的问题。干完后连睡2天2夜。如果只在工作时间干一天就回去休息，睡一觉后一半代码就已经忘了。

前面两个管理制度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却最让人放心不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有可能付出一生努力也一无所获。爱因斯坦在晚年选择统一场论作为研究方向，在作出这种决定时他就知道，很可能此后的一生全泡在里面却一无所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爱因斯坦在世时统一场几乎毫无进展，但他开创的这一领域后来不断出现杰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杨振宁与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场论。如果这样拿出一生代价去进行开拓的人，付出全部努力因为没有现实的业绩就受到惩罚，这对那些科学的先驱者会是多么残酷和不公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人，把钱和科学研究的资源给他们就足够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就算他们什么成果也没做出来，我们也认了。

当然，如果不能区别出谁是真正在进行科学的研究，谁是混日子的人。不要求任何成果的确可能是放开了一个天大的让人钻空子的口子。因此，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中国的伽俐略找出来，给予他们这种特殊的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结果的“三不要”科技体制，这是中国能否从跟随走向原创必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我在公众号文章“‘严禁创新’的中国科技体制催生原创学”一文中讨论过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宁后来又回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聘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什么是“终身讲席教授”？就是把足够的钱给她，然后什么都不用管。该明白中国的科技体制是怎么把颜宁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赶走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