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彭拜新闻

华为最初做交换机，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产品，但赚钱后就大量投入研发自己的产品技术，而当初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现在早已经无人知晓了。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兴通讯还是中兴半导体时，是与两家香港资本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在最初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赚取极为丰厚的利润后，两家港资与经营者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港资力主把利润尽快分掉，而以侯为贵（时任中兴半导体总经理，前中兴通讯董事长，现已退休）为代表的企业经营者，包括大股东，都强烈支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最终，双方彻底闹翻，这种局面逼得侯为贵竟然带领全体员工离职，成立集体所有制的中兴维先通，再回过头来与港资已经撤出的中兴半导体合资成立中兴新半导体，由后者再发起成立中兴通讯。由于这个过程如此复杂曲折，大众至今都搞不清中兴到底算国企还是算民企。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存在港资背景，但为什么那些港资却都没有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呢？本来深圳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历史的可能性被两家香港公司占据的。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这么认为还说得过去，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1999年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将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当时的电讯盈科现金流其实非常充足，手持现金逾10亿美元。如果他们不退出，现在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亿人民币以上，比整个电讯盈科现在的市值还要高，相当于李嘉诚最近卖出的香港中环中心价值（总价402亿港币）的几乎六倍。当年那个投资退出还算是赚钱的，但他为什么在那么早就抛掉一个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诚的投资哲学是“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有时最后一个铜板真的并非“显得”或让人“感觉到”是一个铜板，而看起来像是一块金砖。因为在基数是10块钱的时候，就算增长一倍也只是赚10块钱，而基数在10个亿的时侯，即使增长10%的“小铜板”，利润也会是1个亿。所以，越是到最后濒临崩盘的时侯，再多守一小段时间的利润预期就越大，但这样一来，往往最后因追求看起来是大金砖、而实际上是小铜板的小利而套死在山顶上。因此，李嘉诚的投资哲学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腾讯的这个项目在其抛出后又增殖了千倍以上，显然后面真是一个大金库而不止是一块金砖丢了，前面赚的却真的只是一个铜板。

客观地说，当年李泽楷抛出腾讯股份的时候，时间上正遇到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如果有大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香港楼市的泡沫也破灭过，并未见李嘉诚慌张，他可是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坚定地认为腾讯绝对不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泽楷的团队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筹码这么早就抛弃掉？

李嘉诚现在抛掉了内地与香港上千亿元的资产，作为商人，高抛低吸这无可指责。他对看好了几乎一辈子的房地产前景变化敏锐的商业嗅觉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诚名下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以402亿港币出售香港中环中心，创造了香港物业交易最高记录，此事引起媒体一片关注。相信他作为该领域长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该交易是经过精心计算后的作品。问题只是，为什么作为香港最杰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会想到借助现在创新的热潮大量投资于中国人的科技创新企业，而是要把变现的大量资金投到英国的水、电、天然气呢？这些基础性的资产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观地说，李嘉诚家族算是香港商界里努力尝试和投资新兴科技最多的企业之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和突破，已经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极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认为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是他应当努力去重点抓住的战略商机。如果只是李嘉诚一个人这么认为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诚和他的家族什么事情都要做，并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对李嘉诚任何合法的抛售投资行为有任何不当地非议，其实这样的指责是太过高看香港资本在今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了，虽然其曾经在历史上起到巨大作用。当年中兴如果不是下那么大决心与投机性的港资坚决分手，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现在内地一些城市让人头疼不已的土地财政问题，别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带着这种深厚基因的投机性港资，其价值是正面还是负面真的已经很难说了。

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香港资本始终与内地近几十年逐步加强的科技创新热浪“绝缘”？请读者认真品味一下“绝缘”这个词，当年真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有大量机会早就已经握在港资手上，真的是港资自己坚定不移地绝缘掉一切与科技研发有关的商机。这种“坚定不移”是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资企业，眼睁睁看着身边不断兴起的中兴、华为、比亚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业榜样，却还是永远坚守“初心”无动于衷。为什么呢？这才是香港需要认真深入反思的问题。

当然，香港还是有像曾宪梓先生创立的金利来这样难得的、一直持续追求品牌和品质的做实业者，但香港绝大多数企业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确都不曾用过心思。

何以如此？我认为是香港在过去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殖民地思维”作崇。什么叫“殖民地思维”，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就是内心深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为，无论有多少铁的证据反驳这种观念，都在骨子里坚定不移地迷信这一点。什么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体上的枷锁丝毫没有阻挡住他持续思考如何将南非建设得更好的思想活动。而在很多可以随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完全没脑子的行尸走肉。如果缺乏以测量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一切自由的口号都只会变成把思想禁锢得如同石头一般的沉重枷锁。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南京邮电大学学习电子测量的时侯，香港一个城市的电话用户数是360万，整个内地才320万。而到了2017年9月，内地一个月新增的4G用户量为1750.6万，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万）的2.38倍。

1996年回归之前，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已是1.21万亿人民币，要理解这个数字令人恐怖到什么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当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苏州、杭州、无锡等9个城市GDP的总和即可。二十多年过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币2.1万亿，北京和上海已经各自分别超过香港，而GDP超过万亿人民币与香港算同一数量级的内地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2个。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超过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5年到10年之内，香港沦落为中国二线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经确立， 还有悬念的只是它会不会继续沦落为三线城市。

我当然不会盲目鼓励甚至简单鼓吹科技创新，更不是要制造“科技创新，一抓就灵”的新迷信，而是要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并深入地研究相应的规律，持续提升对科技创新的判断能力。

以视频安防领域为例，我所在的公司早就有数字视频技术甚至数字视频监控运作基础的，我们也的确仔细调查论证过是否要介入当年IP摄像头这个市场。但这个领域与我们公司原有的市场体系是存在重大差异的。我前几年负责海外业务时主要采用的是渠道营销方式，而在国内基本是直销方式。安防产品在国内主要采用渠道方式，同时，这个产品又是与广电完全不同的专业市场。当年我们公司在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主动放弃了这个产品。这个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今天也很难去评估，毕竟，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表面看来有一定基础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碍，如同器官移植一样，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异反应，严重得甚至会引发生命危险。

另一个也是做视频的科达公司在国内会议电视领域算是领导者，它选择进入了安防领域，到现在这个决策是对是错其实也还没最后验证出清晰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专业领域如果进不了前三名，那竞争到最后就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仅从企业的微观上看，各自选择的方向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一个社会整体上如果全都对科技创新视如禁区，没有任何自信心，那的确就成问题了。

什么是自信？曾有一个流行的故事说当华为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时，华为高层马上开会讲：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烦，华为销售额已经超过爱立信了。从这个流行说法里，不难察知这样一种尴尬：中国人往往暗中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引领世界，但出于长期的落后形成的思维定势，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明明兴奋到心都要跳出来，仍要强行按奈住激动、故作镇定，矫情得要命。

而宇视科技的总裁张鹏国先生在谈到中国人工智能（AI）视频安防领域的科技地位时，却很平静地表示，中国安防技术对国外（当然包括所有欧美同类企业）全都是“降维攻击”，只是降几维的问题。在中国是第几，在世界上就是第几。从一开始中国AI视频安防技术上就是领导世界的，这个领域从来就没尝过“落后”是什么滋味，也从来就不明白还有所谓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因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时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数码科技负责海外市场时，曾推动设计开发了全球首创的EMR（媒体综合处理平台）这种完全统一平台的数字电视产品，可以将过去上百种不同数字电视产品集成在单一的平台上。有一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广播电视展览会（IBC）上，国内过去的客户听我介绍完这个产品技术后非常激动地问：太好了，你们这个技术与国外公司相比还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诉他们：国外公司？和我们相比嘛，那差距确实还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为什么中国人都到今天了还老是要把什么“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根本没出息的东西当回事儿呢？自从我所在的“数码科技”公司开发出EMR后，所有欧美公司包括美国的CISCO等全在追随这个事实标准。德国最大的数字电视科技“民族企业”Blankom不仅山寨了EMR整套产品架构，而且连产品名字的创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给EMR起的名字“魔术师”，居然叫“变色龙”。不要以为欧美公司不会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点儿不比咱差，就是过去我们老是不给人家机会而已。

范冰冰：从没想过嫁入豪门，因为我就是豪门、

香港一直在自我进行产业降级，不断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顶尖精英李嘉诚宁可抛掉香港的资产，也从没推动整个香港系统地思考一个简单之极的道理：只有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科技创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这样降级去做服务、旅游、购物其实都有大量吃喝不尽的商机，只要能让内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够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精英们”却要不断地占中、闹事，一定要闹到生意来源逐步断绝才算死心。前些年当内地游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时候，一些“精英人士们”居然不认为应当抓住机遇扩大服务能力，扩大生意规模，加快与深圳连接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制定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限制和驱赶这些生意！总有人极力阻碍连接深港之间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心思都花在以为再改改某些法律条款就能让香港怎么样一类事情上，就如同认为在哪个庙里烧几柱香就能让香港发更多财一样不可理喻。香港大多数的市民显然是反对这种闹法的，可是一个地区的思维是深刻体现在少数精英群体里的，如果香港的精英群体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对，依然会对整个香港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因为做投资和创业导师的关系，这些年我看过大量内地、港、台以及美国硅谷、以色列的创业项目。创业是很艰难的，客观地说，各个地方的创业成功率都不会很高。但先不管成与不成，内地创业者做的项目本身是什么呢？机器人、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相变存储器、超高速船舶、智慧农业、新材料......基本上与硅谷、以色列创业者考虑的是相同层次的问题。而香港的创业项目呢？改进快餐饭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饮连锁......这类项目当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连香港最具创新力的一批年轻人，最多能考虑的也只是这一类事情，怎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那些考入国际排名那么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们，难道除了占领大街打打麻将，搞些莫名其妙的打什么黄伞白伞的运动，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居然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吗？从部分香港青年人和所谓的“精英”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社会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而是与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白莲教差不多的行为方式。

深圳还算是有特区的政策，而其他内地城市并没什么太特别的政策支持都发展得那么快。香港的政策环境显然比深圳还要特殊自主得多，还想特殊到哪里去？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不是迷信出来的。几十年前，深圳能以成为香港的后花院而感到是一个机遇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为是的部分“精英”群体再不尽快深刻反思真正问题所在，将“殖民地思维”彻底荡涤干净，只要再过十年时间，香港能否还有资格作深圳的后花园，或许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十多年前就流传一个段子——

深圳特区成立不久，一群母亲抱着孩子在皇岗口岸遥望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后来，是香港的母亲们抱着孩子遥望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国即将全面领导世界。树立这样的决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梦想都将顺理成章，变成现实。本文的话可能有些刺耳，但并没把香港当外人。回归都二十年了，都是兄弟，香港也该向内地城市的发展看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