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了2011—2015年由科学基金资助完成的200项优秀成果，结集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六）》正式出版发行。正如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所言，在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主要资助渠道——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它们基本代表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精华，从中亦可一窥我国在全球科学研究地图中的位置与发展前景。

创新源头相继涌现

　　据了解，本次遴选入册的200项研究成果涵盖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医学等多个学科，涉及科学基金107个依托单位，遴选标准包括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自主创新情况以及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对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等方面的贡献。

　　“实际上，自1986年以来，这已经是基金委第六次进行五年回顾式的成果梳理展示，与前五次相比，成果的绝对水平在持续上升中。”杨卫表示，这里面涌现出了若干可称之为“全球研究地图中的创新源头”的优秀成果。

　　2013年，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在国际上引领了铁基超导研究的热潮。“到目前为止铁基超导的纪录牢牢地被中国科学家掌握，全球铁基超导的研究引用一半来自于中国，而目前我国也是铁基超导研究材料的‘源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的源头创新能力。”杨卫说。

　　在化学方面，甲烷分子的选择活化和定向转化被誉为化学界的“圣杯”。而2014年大连化物所包信和团队通过构建催化剂实现了甲烷无氧活化，由此实现了天然气的无氧直接转化制高值化学品，被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誉为“改变世界的技术”。

科学贡献接近世界科学中心标准

　　回顾“十二五”时期的这些研究成果，杨卫认为，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而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我国可能进入了一个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逐渐涌现的时期。

　　“总体上看，过去五年我国基础研究有着几大特点，一是整体提升，具体表现为数量发展与质量攀升相同步、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中科院同步、国内发展与国际融合相同步。”杨卫告诉记者，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产出占世界的20%，这个国家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对比我国目前的学术产出，已经接近这个数字了，甚至在高影响力科研成果上已经达到了20%，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日本，正在追赶美国，因此我国已经到达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

　　“第二个特点是均衡发展。”杨卫指出，我国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在“十二五”期间都得到了较大进步，发展良好的学科走向优秀，一些原本空白的学科得以填补。《自然》杂志在近年曾经评价过中国基础研究的各学科，认为我国的化学发展最好，在世界上影响较大，其次是物理科学，从全球第四跃升到了第二名，生命科学起步较晚但在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研究问题不断挑战前沿，环境和地球科学还比较落后，但也开始追赶。

调整资助方式，期待颠覆性创新成果

　　“鉴于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认为是时候期待更多颠覆性原始创新成果出现了。”杨卫表示，作为基础研究支持的主要力量，对于如何引导和推动我国科研成果的质量进一步提升，基金委有这样几点思考。

　　“首先，在基金项目申请评审中，更加关注非共识项目。”杨卫分析，所谓非共识，就代表着颠覆性的观点，其中就有可能蕴含源头创新。以往我国的项目评审准则常常是学术共识型的，在评审打分时看重的是平均数，然而，在基金申请评审中，应当更关注评审分数的方差，对于评审意见不一的项目，要给予重点关注。

　　“其次，除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外，对科学研究还需要考虑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支持的点要经过慎重选择。”杨卫说，事实证明，竞争性的科研支持方式也有其不足。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今年基金委已开始启动基础研究科学中心项目，计划围绕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的稳定支持，每年资助研究经费超过3000万元，以期待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最后，基础研究应当是宽松型博弈。”杨卫坦言，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非此即彼。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当然这些需要资源的不断增量投入，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