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捡到一个装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物的钱包时会怎么做？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恐怕极少有人会不假思索地找出失主的联系方式把钱包原物奉还或者交给警察叔叔（这么做的人大概不会有了）。于是，还与不还（当然是在有办法联系到失主的情况下）是大多数捡钱包的人都会“理智”思考一下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向十分强调理性行为的经济学人在捡到钱包后会怎么选择。

他们在考虑这一问题时，首先会基于以下理论。

“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假设人都是自利的，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实现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并且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使得整个社会需要都最好地得到满足。在这个基本假设下，捡到钱物的人自然应该毫无保留地据为己有，因为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行为还会使得整个社会秩序井然。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目标是效用最大化，效用也就是满足感。关于效用，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消费某种商品越多，人们从每单位这种商品中所获得的效用会逐渐减少。例如人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喝第一口水解渴的作用最大，也就是给喝水的人带来满足感或效用最大，第二口水的带来的效用则较第一口水有所减少，喝得越多，每一口的带来的效用就越少，直到喝足了，再喝则会带来痛苦，也就是产生负的效用。这个规律被经济学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这个法则对于金钱这种特殊的商品同样存在，因此他们认为财富越多的人从每单位财富中获得的效用就越少，越穷的人从每单位财富中所获的效用就越大，所以经济学家是同意“劫富济贫”的做法的，因为这样可以增大整个社会的福利（效用之和）。而从钱包所装的可观数目的金钱、代表主人高贵地位的各类卡片、以及钱包本身的质地来看，钱包的主人一定比一个学经济学穷书生富裕的多，因此这笔财物留给自己比还给失主带来更大的效用。

利润最大化：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厂商经营的目标，如果把还钱包和留钱包作为签到钱包的人的两种经营方案，不妨来做个成本-收益分析。在“还钱包”这种经营方案下，厂商的成本包括：搜索成本（搜索失主的联系方式）、通讯费（与失主联系）、交易费用（与失主商定归还钱包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以及其他协议），可能还会产生大量的等待成本（等待失主的出现）甚至交易风险（有可能被失主误会等）；而收益是不确定，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收益一定小于钱包内的全部财物所值——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失主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他找回钱包付出的代价比失去钱包还大，那么他就不会花心思去找回钱包了——因此即便失主会对归还钱包给他的人做出补偿，其补偿的价值也一定比钱包内的财物要少。再看“留钱包”这种经营方案，成本：零——直接保留钱包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即使有被追回的风险一般也极小（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捡到钱包的极容易隐瞒整个事情）；收益：钱包内的全部财物。两种经营方案下的利润（收益-成本）对比情况不难分析，如下表所示：

比较项目 经营方案	收益	成本	利润
还钱包	小于钱包内的财物价值	搜索成本、通讯费、交易费用、等待成本、交易风险等	肯定小于钱包内的财物价值
留钱包	钱包内的财物的全部价值	几乎为零	几乎等于钱包内的财物价值

显然，“留钱包”这一方案比“还钱包”这一方案的利润大，根据利润最大化法则，作为厂商的拾钱包者的选择就不难做出了。

上述几个经济学理论为捡钱包的人做出留钱包的决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另外，他也能够很容易在实践中找到支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是一个践行上述理论、特别是自利的“经济人”假设的典范，他害怕跟反对有神论的休谟产生联系，而多次无情绝这位最知心的朋友的遗嘱，因为遗嘱中休谟请求斯密为其出版无神论著作，斯密因此而保存了自己当时还在教会统治下的大学的教职和其他能够给他带来丰厚利益的头衔。

看样子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捡到钱包是一定要据为己有的，拾金不昧不是美德而是非理性的行为。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熊航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34577-376731.html

上一篇：为了明天而守候
下一篇：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其用途的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