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的唐朝考生

白居易：雁塔题名

扶  兰

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母亲长孙皇后创建的慈恩寺，今天称为大慈恩寺。这也是三藏法师玄奘译经的地方，他在这里创立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成为唯识宗祖庭。

为了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主持修建了大雁塔，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塔身七层，高64米，登临塔顶，可以俯瞰整个长安城。

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张莒参加新科进士的“曲江会”，游至慈恩寺，一时兴起,将名字题在大雁塔下,此举引得文人纷纷效仿，成为定例。新科进士们往往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和登第时间由善书者题写于塔壁，是谓“雁塔题名”，其意大约是取“与雁塔并高”“与雁塔同永”。雁塔永在，我名永在。

雁塔今日犹在，不知当年的塔上题名，历约千年时光洗涤，是否还留存一二？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九岁，欣喜不已，在雁塔题名之后又留诗为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白居易的科举生涯，比唐代的大多数诗人，似乎都要顺利得多。

但是在这顺利背后，不可忽视白居易所做的一切努力。

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也就是世代学习儒学的中小官僚家庭，本来应该按部就班地读书考试，学而优则仕，但是他直到十五岁时，才知道进士考试这个词这回事。

在此之前，因为中原地区藩镇割据兵荒马乱，白居易的父亲为躲避战乱，将家人辗转搬迁，后来逃到了越中。

避难于越中的白居易，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口诵笔写，日夜不息。

他后来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这段苦读生涯时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

诗赋经书，昼夜苦读，废寝忘食，以于于口舌生疮，写字太多，手肘在书桌上磨出了茧子。因为太刻苦，伤了身体，以至于到了应该年轻力壮的年纪却瘦弱疲惫，头发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也看不清了，常常像有无数飞蝇在眼中飞舞——这应该就是飞蝇症，也称为飞蚊症，近视人群容易患此症，年龄越大越常见。

白居易到中年时，写过好些篇对自己的健康与寿命表示忧虑的诗。

这个时候，他或许懊悔过，或许想过，当年不应该过于苦读，以至于严重损害了身体。

但是，对于年少的白居易来说，这是他的人生选择。

李白少年时读书，没有到这样苦读的程度，但是他的学习也绝不轻松。他说自己曾经“三拟文选”。将《昭明文选》的七百多篇文章，仿写了三遍。

天才如李白，如白居易，尚且需要这样的刻苦，何况你我？

少年白居易，文名未显，但是已经“敏悟绝人，工文章。”

大约在二十岁左右，白居易游学时，拜访了当时著名的诗人顾况，留下了一段佳话。

唐人笔记《幽闲鼓吹》中如此记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白居易要参加进士考试，初到长安，拿着自己的诗卷去振谒前辈顾况，顾况看了他的名字，打量着他，开玩笑说：“长安米价正贵，要在此居住，可不容易啊。”展开诗卷，开篇便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我们都很熟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更是千古流传的佳句。

顾况的感叹，也是我们的感叹：“能写出这样的诗，在长安居住当然容易。”

意思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然能够扬名，能够考中进士，那么，要在长安得到立足之地，也就容易了。

宣扬诗名与考中进士之间的关系，顾况的儿子顾非熊后来切切实实地感受了一次。

顾非熊考了三十年，一直没考中，最后还是唐武宗久闻其诗名，亲自调阅试卷，将他提到了进士名单里。

《唐才子传》里记载了这个故事，略有出入：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顾况自负诗才，很少推荐人，看到年方二十的白居易的名字，便戏谑地说：“长安什么东西都贵，生活可不容易。”看了这首诗，便感叹道：“写得出这样的诗句，这天下哪里不能立足。老夫先前说的是玩笑话。”

《新唐书·白居易传》中则说，白居易是“未冠”也就是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去拜见的顾况，顾况看了他的诗文，既感慨又惆怅：“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这意思是，原以为自己年老，逝去后文坛后继无人，没想到今日看到了你的诗文，将来的文坛，就是你的天下了。

白居易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成名，但是科举道路仍然曲折艰辛。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病死在襄阳襄州别驾（州刺史的重要佐官，因为随刺史巡行视察时可以单独乘坐车驾,故称为别驾）任上，白家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柱。

守孝三年后，白居易的长兄幼文赴饶州任浮梁县主簿，就是后来《琵琶行》里说的那个“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今天隶属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县名还是浮梁，在唐代属于人口较多、经济较好的上县。主簿，意思是主管文簿，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

这对于白家来说，算是一个挺不错的开始。

但是白居易还得寻找自己的出路。

他将母亲和其他家人送到洛阳，住在族兄家里，然后再下江南，先到溧水看望时任溧水县令的叔父白季康，后到浮梁探视长兄白幼文。

这是探望亲人之行，也是唐代诗人必走的漫游路。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白季康让白居易在溧水参加县试——唐代没有考生回避主考官的制度，与后世不同，张之洞就因为堂兄张之万是主考官，为了避嫌，就不能参加那一科的进士考试。

有论者说，白居易没有在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新郑参加科举考试，是因为唐代河南乃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辈出，科举考试竞争太过激烈，所以他做了“高考移民”。

这个论断，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不过，唐代科举考试，并没有严格限制考生的考试地点。白居易后来在宣州的考场文，也是光明正大地写着“宣州”二字。

所以，白居易在叔父任县令的地方参加县试，在宣州参加乡试，在唐代并不违规。

当然，县令叔父，也保证他的文才不会在县试中被埋没。

白居易顺利地通过了县试。

贞元十五年（799年）秋天，在宣歙观察使崔衍帮助下，白居易到宣城参加乡试。

观察使是权位仅次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宣歙观察使兼宣州刺史，正三品，下辖宣、歙、池三州，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镇。

宣城，也称宣州，历来是江南重镇，南朝时，出身于陈郡谢氏（谢安的家族，王谢子弟中的“谢”）的诗人谢朓，也即“小谢”（以区别于“大谢”谢灵运），曾任宣城太守三年，留下诸多诗篇，唐代诗人如李白等人游历宣城时，不止一次追思怀念谢朓。唐代宣州的地位继续上升，原来是“上州”，唐代宗大历年间升为“望州”，是江南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润州、越州、宣州）。

这一年宣州乡试的考题是《射中正鹄赋》、《窗中列远岫诗》。

唐人选编的《文苑英华》、后人选编的《全唐文》中都收录了白居易的《宣州试射中正鹄赋》一文，该文描写的是每年一度的秋季演武比射。白居易的考场诗《窗中列远岫》，则描写诗人从谢朓楼的窗户中所看到的自然美景以及登谢朓北楼的感受：

天静秋山好，窗开晓翠通。遥怜峰窈窕，不隔竹朦胧。

万点当虚室，千重叠远空。列檐攒秀气，缘隙助清风。

碧爱新晴后，明宜反照中。宣城郡斋在，望与古时同。

远山苍翠，晴空万里，清风徐来，新晴晚照。今人登临，景色如旧，悠悠思古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白居易顺利通过了宣城的乡试，这一年二十八岁。

之后，又被崔衍选送到长安应进士试。

由州府选送通过乡试的士子长安应进士试，称为“乡贡”。

每个州府，乡贡名额有限，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规定：“诸州贡士，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王定保《唐摭言》）。

这有限的名额，让外籍的白居易占了一个，仅仅凭他的才华，恐怕是不够的。

宣歙观察使崔衍应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崔衍出身于唐代的顶级士族博陵崔氏，他父亲是尚书左丞崔伦。

白居易究竟是怎么得到崔衍赏识与提拔的，在他们两人的传记中都没有记载。不过《白居易传》的作者王拾遗认为，白居易的叔父“白季康居官的溧水，属宣州管辖，当时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与白季康是上下级，总算有些关系吧。”

白居易的叔父白季康后来于溧水令任上去世，白居易为他写了《溧水府君墓志铭》，铭文中有“廉洁通济，见知于郡守，流誉于群僚”几句话，意思是，白季康既廉洁又能干、善于治理民生，所以得到郡守也就是观察使崔衍的赏识，以及同僚们的推重。由此可知，崔衍对白居易的提携，的确与白季康有关，当然，白居易本人的才华，肯定也是关键因素。

白居易考中进士以后，先回洛阳省母报喜，然后赶到宣城，拜谢崔衍对自己的提携，并在宣城小住。白居易此行应该也探望了叔父。白季康去世后，溧水人还将他奉为本地城隍，建城隍庙祭祀。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四日，时任中书侍郎（中书省的副长官、固定编制的宰相，协助中书令管理中书省的事务）的高郢，主持了本届礼部试，考题为《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策五道。

礼部试的考试内容，不仅仅是诗赋，也有策问。

我们来看看白居易的答卷（《全唐文》里收录了白居易的不少文章，这些答卷就在其中）。

第一份答卷：《省试性习相近远赋》。这道题目来自《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人性本善，但后天的行为习惯差别很大，这是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所以将本性之善给破坏掉了。以此为发端，三字经再接着讲教育的重要性，读者就易于理解和接受了。

这题目看起来很简单平易，讲的都是人之常情的大道理。不过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大道理，要讲出高度和深度来，要以“赋”的方式讲出美感来，还要讲得不落俗套、能让阅卷官眼前一亮，就很不容易了。

白居易的这篇赋有点长，大致是从正面与反面对照论述，层层推进，讲后天之教化的重要，以孔子为例：“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讲性与习的区别，则说“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来自于天地间的同样的气，却会因为季节不同而有冷热之分。最后得出结论：“诚哉性习之说，吾将以为教先。”

白居易少年时喜欢朗读诗文，以至于读到口舌生疮。大量的朗读，培养了白居易的语感与写作习惯。这篇赋中大量的排比对偶句，便是一气贯通，非常适合朗读。他后来写诗，常常也喜欢读给他人听，希望不识字的童子老媪也能听懂。

琅琅上口的诗文，会让读者不知不觉会在脑子里读出来、在口头上读出来。

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篇赋没有译注的话，读起来会比较艰涩，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阅卷官来说，应该是毫无阅读障碍的，不知道会不会看着看着就读出了声，而且越读越大声。

第二份答卷：《玉水记方流》。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

潜颍应傍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见，沦弃即千秋。

含着美玉的璞石，潜藏在幽深的寒泉之中，久久不曾被世人发现。寒泉上水光潋滟，波浪悠悠。因为水底有玉璞，这波纹也不同寻常，水流也柔软萦回，仿佛微风吹拂浅滩，仿佛月光落在水底。玉璞在水底静静散发着光芒，它不会主动浮上水面求人赏识。如果玉匠不曾发现它，这样的美玉将永远埋藏在这深深的水底。

很显然，美玉是诗人的自我比喻，因为尚未通过进士试进入仕途、尚未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还藏在璞中，有待玉匠发掘，一如考生等待考官的赏识提携。

这种类似于求职信的诗，不太好写。直白急切一点，显得浮躁，考官可能会怀疑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自信狂傲一点，考官可能会反感，你有几斤几两，狂什么狂？谦卑谨慎一点，考官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不自信没水平？含糊婉转一点，考官又可能觉得你这人说话都说不清楚，出门走好下一位；没文采不行，显得考官品味不够；辞藻太华丽也不行，显得考官只看外表不懂内涵……

写过求职信自荐信的看官们，应该都懂这里面拿捏尺寸的难度吧？

白居易这首诗，前面以美玉与寒泉相映生辉，讲美玉之美。接下来则讲美玉不汲汲于名利的品德之高尚。这样的美玉，玉匠如果错过了，会是怎样的遗憾？

言尽于此，意犹未尽。

第三份答卷，策五道。

策，即策问，考官提出一个关于朝政的问题，询问对策，考生做出回答，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这场考试，得写五篇策论。

第一道问的是如何调节好农桑为本与其他各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白居易引用《周礼》、《论语》等典籍进行了回答，阐发先贤的对这一问题的论断，强调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既坚守农桑本业，又适度发展其他各业。

第二道问的是德治与法治之关系，明哲保身与杀身成仁之关系。白居易分析了这看似矛盾的两对关系，认为治国之道应随时势而变、德法兼用；修身之道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明哲保身与杀身成仁，换一个角度看，正有如治国须德法兼用、不宜偏废。

第三道问的是礼乐的重要性。白居易广征博引，对此进行了论述。

第四道问的是：世间万物运行有其规律，但是典籍中记载了一些改变万物运行规律的现象，比如说鲁阳挥动长戈、能挽回落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白居易说：“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诚之诚，感无私之日月，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於水火草木乎？”大概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至诚心意，能够影响天地万物。

第五道问的是：桑麻等原料供应并未有大幅增加，但是纺织品价格下降，“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如何调整价格？农业为国本，以往政府曾设官仓，粮价贱时收购，粮价贵时出售，以此平抑粮价，既保障粮食供应又保护农民利益，“贱则加价收籴，贵则终年出粜，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现在能否恢复这一旧制，调节布帛与粮食价格？

白居易回答：民为邦本，衣食二业又是民本。古人勤俭积蓄衣食，于是平安度过了大禹时期的九年水灾、商汤时期的七年旱灾，这是值得今人学习效法的。今天若是能够恢复官仓旧制，建立从郡县到京师的官仓，一方面可以调节布帛与粮食价格，另一方面也可以积蓄衣食以备灾荒和军用。

中国古代的灾荒很常见，白居易总结说“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今人分析，这是因为东亚大陆的季风性气候，很容易对局部地区造成水灾或旱灾，使看天吃饭的农业歉收，所以，古代中国政府的备荒，历来是一项重大工程。而唐代中后期，在内藩镇割据，对外边塞不宁，战事频繁（白居易对此感受深刻），战备物资储蓄，同样是一项重大工程。

五道策问，以农桑始，以农桑终，非常符合古代中国政府的施政要略。

白居易的回答是什么水平，是由阅卷人和主考官来判断的，不应由我们今人来判断。

这一年，白居易考中进士第四名，在录取的十七位进士中，二十九岁的白居易是最年轻的一位，得意地留下了“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白居易通过了礼部举办的进士考试，雁塔题名，拿到了做官资格，但是还要通过吏部举办的选官考试，才能得到正式授予的官职。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冬，白居易参加了吏部侍郎郑珣瑜主持的书判拔萃科的考试。第二年春天，与元稹一同通过了考试，一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他们两人的终生友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开始。

唐代官员选拔考试有四项标准：身言书判。身即仪表，言即口才，书是经义与书法，判是骈体判词也即断案公文的写作。这其中，显然又以书与判最重要。武则天时期，吏部始设书判拔萃科，主要考察经义和律法知识，尤其是判词写作能力，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或者其他途径取得做官资格的士子，都可以参加，授官也主要看考试的等第。

判词类似于今天的裁判文书，考试范围包括科举、选官、家庭、婚姻、吏治乃至边防军事等各个方面。判词写作以文辞简练、表达准确、说理充分为基本要求。判文内容“文理优长”方为合格，通过后才能进入身言的考察环节。也就是说，判词写作是唐代官员的必须具备的基本行政素质，考察官员对政府施政理念的理解程度、法律条文的熟悉与灵活运用程度、公文写作的标准清晰程度等要素。

白居易在备考期间，常常左手出题右手作答，先拟一个案由，然后依律判决并写出判词，积累了上百道判词，收入《白居易集》的共有101道，其中第89道判词为当年“书判拔粹”科的正式考题（这相当于高三学生自己押中了高考作文题、公务员考试自己押中了申论题），将其扣除后，正好有判词100道，因此被称为《百道判》，是传世的两部唐代判词中的一部。由于判文中当事人都是虚构的“甲乙丙丁”等代称，故又被称为《甲乙判》。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正在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信，信中不无得意地说：“不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这意思是，礼部和吏部的考生都将自己的《百道判》作为标准教材。这相当于某位考霸当年读高三时自己写的《模拟高考作文一百篇》，短短十来年间，就被教育部拿来当高考作文教材了；或者是高分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备考期间自己写的《模拟申论一百篇》，被主考方拿来当参考答案、被众多考生拿来当标准教材了。

而且还得到了那些同样高分通过的考生们的一致好评，元稹说：“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白居易的判词为什么会成为标准教材？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今天的法官们最头疼的案件里，恐怕少不了这一类案件，尤其是离婚案。不妨看看白居易怎么断离婚案的。

白居易《百道判》里共有四道关于离婚案的判词：（1）《得甲妻于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诉称非七出甲云不敬》（2）《得乙出妻妻诉云无失妇道乙云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3）《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归无所从》（4）《得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饷馈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第一个案件里，某甲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大声骂狗，某甲要离婚，理由是妻子不敬父母，妻子不服，说骂狗不属于“七出”之条。

“七出”是古代中国丈夫休弃妻子的依据，大致是：不敬父母（特指丈夫的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有恶疾、多言（有挑拨离间男方亲族之嫌）、窃盗。

白居易的判词，先批评教育妻子有失礼仪，然而又教育丈夫，人谁无过？夫妻之间应该看大节而忽略小过。某甲妻子的大节不亏，言语之失这样小过不宜计较，才是家庭和睦的正道。判决不予离婚。

第二个案件里，某乙要休弃妻子，妻子诉说自己并无过错，某乙说，公婆不喜欢，即使你没有过错也得休弃。这个案件，白居易的判词类似于第一个案件，劝导丈夫不要计较日常的小过失。

第三个案件里，妻子婚后三年无子，公婆要休弃她，妻子自诉被休弃后没有归处。“七出”是丈夫休弃妻子的七条理由，“三不去”则是妻子不被休弃的三条理由，包括：“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妻子没有娘家，曾经为公婆服丧三年，夫家先前贫贱后来富贵，都不能休弃妻子。这个案件里的妻子以“三不去”中的“无所归”也即没有娘家作为不被休弃的理由，是正当的。不过即使有正当的理由不被休弃，但是夫家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对妻子来说，她的处境仍然十分可怜。所以白居易并不是简单直接地驳回休弃诉求，而是用古贤邓攸的典故，委婉说明即使是这样的贤人也命中无子，将有子无子归于天命，而不是归于妻子。如此劝解，才能真正宽解公婆的心结，让妻子能够安身立命。

第四个案件，某乙在田间劳动，妻子给他送饭，路上遇到饥肠辘辘的父亲，妻子将饭食给了自己的父亲，某乙因此而生气，要休弃妻子，妻子不服，于是上诉。白居易劝解丈夫说，妻子是因为有孝敬父母的善心才会做出这样的善行，哪怕是犬马也会有这样的善心，“犬马犹能有善，尔岂无闻？”

四个离婚案，白居易都是劝和。

这里切不可用现代女性来同理唐代女性，也不可能现代离婚案来同理唐代离婚案。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使是唐代，普通女性的经济能力也是受到严重限制的（贵族阶层又有所不同），脱离家庭，她们很难独自生存。被夫家休弃的女性，除了沉重的经济压力，还要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主动离婚是另一种情形）。

白居易不许夫家休弃妻子，其实是出于他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妻子的同情与保护。

在判词中，白居易也不是简单地引用法律条文，而是结合礼法与人文关怀，对双方进行批评教育与劝解。

《百道判》里还有一个家务事的案件，这是一桩妻子殴打丈夫的家暴案。

唐律中有这么一条：“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

唐律中为什么有这么一条？值得深思。

不过，妻殴夫的案件，“须夫告，乃坐”，只有丈夫主动告状，才能断案定罪。

这个案件里，某甲被妻子打得连声哀嚎，邻居或许看不下去了，或许害怕出人命，赶紧去报官，甲妻被抓到县衙，县令判她三年徒刑，甲妻不服，上诉说：我丈夫没告状，我无罪。

这里的甲妻，还挺熟悉唐律中的相关条文的。白居易设计这样的一个当事人，也足见这样的当事人在唐代并不罕见，唐代对基本法律条文的普及宣传应该做得挺不错。

白居易在判词中先讲了一番夫妻和顺家庭和睦的道理，然后才依据唐律驳回县令的原判。

在法律所不能及的地方，白居易仍然以礼治来弥补其中不足。

一般的说法是，白居易是这一届书判拔萃科惟一的一个甲等。

但这还不是白居易科考路上的终点。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的校书郎任期到了。他和好友元稹在华阳观闭门读书，专心揣摩时事，写成策论文章七十五篇。

这是在准备参加制科考试。

区别于定期举行的进士、明经等常科考试，唐代会根据需要、不定期地举行选拔人才的制科考试。唐宪宗于805年即位，806年改年号为“元和”，新帝即位，一般会开一次制科，选拔新帝所需要的人才。

白居易与元稹的这一个月复习，像极了今天公务员考试前的申论冲刺班培训，不同的是，没有老师，只有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勉励，合理推测，他们应当会互相批改对方的拟写的策论。

一个月时间，七十五篇策论，平均每天两篇多，高强度的考前冲刺。

这一次的制科名称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顾名思义，既要有才学又要有见识，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能力。

白居易与元稹、韦惇（为避唐宪宗名讳改名韦处厚，后官至宰相，封灵昌郡公）、崔护（就是写“人面桃花相映红”那位，后曾任京兆尹、岭南节度使）等一同考中。

唐代制科没有一二等，白居易这次考中了第四等，即乙等，授官周至县尉。周至，即今天西安周至县，属于长安腹心地区了。七月又任昭应县的代理县令，这是属于京兆府的县，今天西安的临潼区。

同样的职务，在偏远地区还是在长安近郊，差别太大了。

由此也可见这一次制科考试的重要性。

元稹这一次考了三等，即甲等，直接授官左拾遗，就是杜甫曾经做过的那个“拾遗”，字面意思是捡起皇帝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实际上就是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推荐人才，隶属谏诤机构，有点类似现代的监察部门。元稹因为“屡上书论时事，为执政者所恶”，忠言逆耳，九月份就被贬到河南做县尉去了。

白居易在做地方官，没机会进谏。但是他于808年任左拾遗的时候，同样因为太爱提批评意见，而被唐宪宗抱怨了：“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不过，白居易于806年十二月游览周至县中的仙游寺后写下了《长恨歌》，诗名已经广为传扬，唐宪宗非常喜爱他的诗，又有宰相李绛劝解，还是让白居易继续呆在了这个职位上。

唐宪宗说他对白居易特别提拔，指的是他将白居易从周至县尉直接提拔担任了807年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加了一个集贤校理（集贤院下属文职散官）的官衔，并授翰林学士，这个官职李白也担任过，不过李白更多地是作为御用词客跟随在唐玄宗身边，实际上这个职务往往是要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非心腹不能担任，常能升为宰相。

白居易的文集中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其中“翰林制诰”收录的就是他在翰林学士职位上所拟写的各类诏令，“中书制诰”则是他在中书舍人职位上所拟写的各类诏令。

白居易能够被唐宪宗委以重任，不仅仅因为他的诗名，也因为他通过的这一次次高难度的选拔考试，证明了他不仅有文学才能，更有行政才能。

雁塔题名，是白居易科考路上的光辉一幕，但并非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