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读唐诗之“南蛮”

扶  兰

晚唐诗人雍陶，成都人，文宗大和八年（834年）进士。史载其“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所谓“蜀中乱”，应是南诏攻占成都的变乱。太和三年（829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武备废弛，且苛待士卒，导致士卒引南诏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数万人。（《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

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记此事甚详细：

其一：初出成都闻哭声

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

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蛮人攻占了成都外城，但不能守城，志在掠夺财物人口，所以“城池还汉将”。但是蛮人撤退时从城中掠走了百姓，其中必有不少年轻女子，故又有“佳丽属蛮兵”之语，家人隔着锦江遥闻哭声，却已不能将他们救回来。

其二：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

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一路西行，抵达大渡河（原来这个地名的历史很悠久了）。这样山高水险的地方，蛮人自己见了都心中发怵，何况是从天府成都被俘来的汉地之民。过了大渡河，一路南下，再无回返家乡的希望，便如那南流河水再不可能北上。渡河艰险，需时甚长，滞留河畔等待渡河的时候，蛮使允许这些被俘的汉民可以向着家乡的方向痛哭告别。这是绝境中的一点抚慰，这一点抚慰，又更增添了绝境的悲凉。

其三：出青溪关有迟留之意

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

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

“青溪关”，应为清溪关，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西南百三十五里，“西南夷入犯，此其必经之道也。”唐时吐蕃与南诏入寇四川，往往要经此关。出了清溪关，便是吐蕃与南诏的势力范围，“此生无复却回时”，这是再一次意识到，已经没有了回归家乡的希望，心中怨恨无人可诉，只有空山鸟兽作为见证。

其四：别巂州一时恸哭云日为之变色

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

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越巂郡（巂，读suǐ，一说读xī），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所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今天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西汉后期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唐时与南诏接壤之地，唐末其地入南诏。因此，越巂城以南，便属南诏了。被掳到此地的成都百姓，不仅仅是离开了家乡，更是离开了国土，从此沦为蛮人。唐王朝的文明程度，本来便高于南诏等国，成都又是天府之国，唐人称天下繁华地“扬一益二”，这是仅次于扬州的繁华都市。从成都被掳走的百姓，沦为南诏蛮人甚至是奴隶，这样巨大的落差，与永别家乡的悲痛，使得他们痛哭到天地变色。

其五：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

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

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

越巂城以南便是南诏地界，蛮荒瘴雾之地，渐近蛮城，成都百姓连哭都不敢哭了，惟恐惹怒蛮人后连性命都不保，此时此刻，强收泪水，不由得羡慕山上猿猴可以自由自在地哀啼。

雍陶又有《蜀中战后感事》一诗，写蜀中被吐蕃和南诏入侵之后的惨状，“岁积苌弘怨，春深杜宇哀。家贫移未得，愁上望乡台。”

南诏占据云贵高原，虽然臣服于唐王朝，接受册封，但常有矛盾与反复。（附一个唐代地图，以便于看清南诏的地理位置。）

云贵高原的地形极其复杂，唐军水土不服，难以深入，南诏却进可攻退可守。天宝年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兵临南诏首都大和城，但最终败归，唐兵死六万人，这便是杜甫《兵车行》中所称“边庭流血如海水”的南诏之战。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渐衰落，太和三年南诏入寇成都，即其一例。次年名臣李德裕镇守蜀地，“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南诏上表请罪，派使者来朝。但是被掳到南诏的五万余成都百姓，再无下文。

论者历来多重视中原农业文明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博弈，这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于山地民族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及融合，关注相对较少。

西南山区各土著向来被视为“蛮”或“南蛮”，南诏虽立国已久，亦被称为“南蛮”。

然而很早以前，西南地区的山地民族便已经开始了融入中原文明的历程。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是说，巴人曾经跟随武王一起伐纣，巴人的歌舞，论者或以为，其实是战歌战舞，起的是战前动员、鼓舞军心、打击对方士气的作用。

周武王封姬姓子弟于巴地，是为巴子，巴人后裔板楯蛮，曾协助刘邦出川，决战项羽，攻占三秦，刘邦许诺他们可以“不输租赋”，“世号为板楯蛮夷”，巴人战舞名为“巴渝舞”，是汉代宫廷乐舞之一（《后汉书·板楯蛮夷传》）。巴人融入中原文明很成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汉以后很快就找不到巴人的直接传承了。现在两湖川渝等地的土家族，往往被认为是巴人后裔，通用汉文汉字，早在五代时即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明代抗击倭寇时曾征调土兵，时称“东南战功第一”。

汉初的巴蜀，虽有都江堰灌溉之利，但“蜀地僻陃，有蛮夷风”，汉景帝时，一位有名的循吏文翁治蜀，他扩大都江堰灌区以发展农业，在成都兴办官学（是为官学之始）以引导蜀民向学、改良民风，“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后汉书·循吏传》将文翁列在首位。西汉文学的代表人物如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成都人，未必没有文翁教化之功。

诸葛亮治蜀时，益州郡的汉族豪强雍闓，趁蜀国在夷陵新败、刘备病逝以及黄元叛乱的混乱时机，策动牂柯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叟王高定以及益州郡少数民族头领孟获等一起叛乱，此即南中叛乱。诸葛亮度过泸水，深入南中（《后出师表》：“五月度泸，深入不毛”）， 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降伏孟获（《三国演义》衍演为“七擒七纵”），平定南中后，移南中万多家劲卒、青羌到蜀地，分成为五部，号为“飞军”，非常勇猛，配给蜀中大姓为部曲，使其渐渐融入蜀地。又在南中执行“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以南中人治南中为原则，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引入农耕技术，使山地游猎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南中农业经济的发展，也给蜀汉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南中由此成为蜀汉北征的大后方（《后出师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蜀汉的南中地区包括四郡，即越靣靣、益州、永昌、牂牁，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这些地方，到了唐代，多属于南诏。南诏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是否与诸葛亮在南中推行农耕有关？），通用汉文汉制（采用唐人官制以及均田制、府兵制），经济文化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时人称“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这或者也是南诏以一隅之地，却常常能与唐代中央政权来回拉锯战的原因之所在（论者或以为，宋代的辽、金、西夏受农业文明影响很深，半农耕半游牧，能在农耕区建立政权并巩固政权，所以才会导致宋王朝在军事上非常被动。南诏也是类似的情形）。所以，唐人虽然仍称南诏为“南蛮”，但实际上，南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制度，显然更接近于实行唐制但独立性较强的藩镇，而不是刀耕火种、游猎为生的“南蛮”。

南诏以大理为中心，也就是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唐代洱海诸蛮融合成为今天的白族，建立南诏政权）。从唐代的南诏、宋代的大理，到元明时期的云南行省，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后人称此地有“上关风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很令人向往的风花雪月。

中国历史上，适宜农耕的地区，最终都慢慢融入了中原农业文明区。只是这个融入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的拉锯。雍陶的这组诗，留下的便是其中一个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