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南非政治学教授弗洛伦佐•菲奥拉蒙蒂(Lorenzo Fioramonti)被一家大型国际非政府机构请去做咨询服务，这家机构希望他能开发一种分析工具用来评估本机构在当地所做工作的影响力。他在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总结了一套自下而上、多方参与的系统，可以让参与各方不断提供反馈，对这个机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力做持续的评估。当他来到这家机构的总部，做完讲示之后，会议室内一片寂静，几秒钟之后，这家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开口了：“菲奥拉蒙蒂博士，我想一定发生什么误会了。我们对什么参与性整合式评估体系没有兴趣，我们是想让你给我们一个数字，一个可以显示我们所做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效果的数字，就这么简单。”

这是新书《数字如何统治世界》(How Numbers Rule the World)作者菲奥拉蒙蒂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他认为“就一个数字这么简单”道出了“数字”及其所代表的“可评测性”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是如何被各方追捧的现状，这就是他的这本新书的中心论点。菲奥拉蒙蒂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区域整合与政府治理。在前一部作品《国民问题总值》(Gross Domestic Problem)中，他讨论了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个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数是如何垄断国际政治，造成各种误判的，在《数字如何统治世界》一书中，他将这一议题扩展开来，分析探讨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是如何渗透到现代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信用评级到气候变迁，从环境保护到慈善救援，成为决策的基础、论战的依据。统计数字如何貌似准确客观，实则漏洞百出，甚至变成被人操纵的工具。

他在书中指出，统计数字成为“客观”、“权威”的代名词，反映的是人们对“效果可评测性”的追求。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十分明显。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慈善机构和援助组织工作的成效一直有诸多质疑，批评者认为许多国际组织在贫困落后地区开展的工作浪费严重、管理不善、收效甚微，有些甚至流入私人腰包。于是在过去十几年间，兴起了所谓的“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潮流，2006年《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商务编辑马修•毕晓普(Matthew Bishop)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即以此为名，《慈善资本主义》一书所倡导的观念是必须让那些成功的商业人士来领导慈善援助产业。按照毕晓普等人的说法，这些成功人士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商业管理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对成功目标的确立，以及建立可以评测的投资回报率等等，一句话，慈善援助也要遵从商业规律，必须当作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个产业来管理。

正因为“效果可评测性”在“慈善资本主义”理念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才出现了《数字如何统治世界》中描述的一幕，但是菲奥拉蒙蒂指出，这些成功率与风险评估等等商业概念，与慈善和援助机构的宗旨并不吻合，商业投资要求规避风险，而慈善工作往往必须选择风险很大的项目；商业操作必须在定期内产生成效，而慈善工作往往是长期而无明确终点的；商业活动通常选择一点实现突破，而慈善工作的主旨是提高当地的经济文化和公民社会的整体水平。总之慈善活动的成果往往是长期性和分散化的，用商业活动的理念来测量其成效，用“一个数字代表影响力”，不仅难以做到，而且还可能将慈善事业引入歧途。

菲奥拉蒙蒂对慈善资本主义的批评并不属于独竖一帜，有不少人持类似的观点。微软老板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建和主持的盖茨基金会目前已是医疗健康行业内慈善基金的领袖，在全球资助各种针对贫困地区的医疗健康项目。盖茨本人就非常重视“可评测的效果”，强调慈善事业的成功依靠的是设立清晰的目标并努力向其推进。但是《数字如何统治世界》一书引述了不少批评者的观点，比如医学刊物《柳叶刀》(Lancet)在2005年即发表文章，批评盖茨基金会的“技术流”观念，称其把医疗健康水平狭隘地理解为是由医疗技术先进程度决定的，忽略了全民健康与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去年我曾经在本报介绍了由来自美国、欧洲和拉美国家的一批人类学家联合编写的《以人为本》(When People Come First)一书，其中有不少学者也对“技术流”的理念以及对“可评测效果”的追求持保留或反对的态度。例如在对抗疟疾上，一些学者的观点就是指望新科技、新疫苗能像一颗“神奇子弹”一样根除疟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单纯依赖科技战胜疾病，其结果往往是忽略、甚至妨碍全面提高受灾地区公共医疗水平、改善居住条件、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慈善机构对“投资回报”和“成功证据”的强烈需求，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取证，这在贫困和边远地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样做无疑扭曲了资源的有效分配。

菲奥拉蒙蒂并非全面反对统计数字的运用，他承认在许多经济政治的决策中，需要统计数据的支持。他所批评的是对统计数字可靠程度的迷信，以及通过操纵统计数字谋取私利的做法。许多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应用上必须加上许多条件和限制，在得出这些数字的过程中，包含了计算者的假设和判断，在准确程度有一定差异，然而这些数字一旦被公布出来，里面所包含的假设和判断几乎马上被有意无意地抛诸脑后，而被视为“准确”、“中立”的结论。在这里最好的例子是信用等级，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信用程度。虽然在公布信用等级时，评估机构都会声明是属于“个人观点”，并非准确评价，但是由于市场对信用等级的迷信，使之对股票债券、金融产品乃至主权国家的信用程度、借贷成本甚至经济政策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尽管信用等级机构一再出现失误，例如在安然公司和雷曼兄弟倒闭前夕，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两家公司的投资信用等级还都是最高的，但是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之后，几大信用等级机构的自身信誉和影响力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身价更高了。在全球化社会中，信用评级已经成了公共资产，这就是为什么评估信用等级是“机构”而非“公司”，虽然评级是完全不受管制的私人行为，全球金融对信用等级依然如此之深，反映了人们对“一个数字”概括一切的迷信程度。

有些统计数字的存在确实有必要，需要做的是提高这些数字的可靠性，这可以通过改善提高统计分析的过程，或是用另外一个或是一组数据取而代之来实现，目的是让这些数字更接近现实。GDP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作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在本书继续做了延伸。GDP最大的缺陷是不计入未进入市场流通的产品和服务，比如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礼物经济、消费者参与产品制造的经济(prosumerism)，以及自然资源的损耗等。不过对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损耗和对环境的破坏的估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将这一部分纳入官方GDP计算的努力一直未获成功，但是自2012年起，联合国统计署正式采纳了自然资源价值估算统一标准SEEA，同时开设了一系列与GDP平行的经济估算，其中包括了对非常规行业、没有报酬的劳动以及旅游业等等的估算，所以即使GDP本身对经济活动的估计不够完整，但至少还有其它一系列指数可以参考补充。

但是另外的一些统计数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就很成问题，甚至制造和公布这些数字的动机，也很可疑。作者对那些多余、虚假、误导的数字批评最尖锐的地方，是在气候变迁和环境保护方面，明确地说是在碳排放和环境资源的商品化上。过去几十年间，气候变迁和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已经在科学界形成共识，但是以化石能源工业为首的一些行业以及部分右翼团体一直抵触这种共识，并采取制造怀疑或拖延行动的做法。作者指出这一立场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背景，原因是对抗气候变迁必须通过政府主导采取多方合作的方式，而许多自由意志伦者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干预，坚信市场的作用。当气候变迁和全球变暖的危机已成为社会共识，无法继续抗拒之后，碳汇交易(carbon trading)立即成了这些行业和团体热衷的调控手段。对这些人来说，任何一个东西如果能够评测，即可以操作，任何可以操作的东西，都可以贴上价格标签，任何有价格标签的东西，即可以进入市场，而市场是调控一切的最佳手段，于是达到了市场至上主义者的理想境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而非多元化全面考虑的评估，对碳排放做出经济上的估价起了关键作用。菲奥拉蒙蒂指出，碳汇市场的建立和操作，最大的受益者是化石能源和金融行业，制造污染和排放最多的化石能源行业借此完成了“漂绿”(green wash)，不用了化大本钱改变生产方式，而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名声扫地的金融业，不仅开拓了新业务，而且借此重挽声誉，躲过了应受的惩罚。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如何评估水源土壤空气等自然资源因污染、碳排放、原始森林的缩减、沙漠化等等造成的损害，如何估算环境保护在未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复杂、争议很多的，往往反映了计算者的价值判断，由此产生的估算也难以形成共识。许多政客和商人相信只有把环境价值商品化，将环境转化成经济利益，纳入市场体系之后，才可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菲奥拉蒙蒂将这一点心态总结为“只有把环境卖出去，才能拯救环境”。和碳排放交易一样，这些人对多元化全面性的评估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评估无法提供一个“简单的数字”，给环境价值贴上价格标签。尽管他们的本意可能是良好的，但是以粗糙而不可靠的数字给环境“定价”的做法，其后果往往是少数人从中获利，而大部分因自然环境改变而蒙受损失的人并不能因此得到适当的补偿。

尽管《数字如何统治世界》针对的是统计数字，但其实作者批评的是一种以“简单的数字”来指导政治经济政策、公民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即本书副标题中所说的“全球政治中对统计的滥用”。现代社会确实存在一种将统计数字视作“中立”、“客观”的倾向，产生盲目的信任，但是对任何活动或资源以一个“简单的数字”进行评估从而贴上一个价格标签，是一种十分懒惰、也容易给人钻空子的做法。长此以往，会让我们失去对公民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如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分配、气候变迁等等做出全面分析的能力。虽然书名是数字如何统治世界，但实际上费奥拉蒙特是想提醒我们不能让“简单的数字”统治了我们的思维。

《经济观察报》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