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1902～1993）是名闻遐迩的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他从事科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在相对论和湍流理论这两个领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有一条终生信奉的“十六字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周培源先生常对他的女儿们说：“我并不聪明，但十分勤奋。中国有句俗话，以勤补拙，我就是这样做的。”他从1920至1930年代选定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作为主攻方向后，就始终坚持这两个领域中的难题进行研究，从未动摇和转移，最终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既懂相对论又懂湍流模式理论的人。

1987年夏，当周培源先生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做完关于湍流的报告后，一位美国教授惊叹道：“周先生85岁高龄、又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工作，竟然还有精力做科研，并取得这么好的成果，我原以为他的报告只不过是一般讲讲中国概况而已。”然而，熟悉周老的人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勤奋”是周老的一辈子的座右铭。青年时代，他留学美国，从1924年秋入芝加哥大学起，到1928年春毕业，在三年半时间内，先后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这在清华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他的女儿周如玲曾问自己的父亲何以能在三年半之内连得三个学位，他只是简单地说“勤奋。别人夏天都休息时，我到各处去选课，所以很快修满了学校规定的学分。”他认为，“虽然人的智力和体力都是有差别的，但只要肯下工夫、多下工夫、下苦工夫，时刻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顽强进取，就算是一个‘拙’者，也定会做出几件像样的成果，节节上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直到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本可颐养天年之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只要一回家，不是坐在书桌前进行理论探索，就是专心致志地推演公式。他说，自己不动手演算，怎么能体验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怎么能指导好学生呢？在他九十岁高龄时仍坚持进行科研和培养博士生。1980年7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访问教授，房间的空调机坏了，人坐在屋里都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演算着，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天后，他把演算稿拿给他的三女儿周如玲核对。五六页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符号，加起来少说也有近万个符号。他女儿核对下来，发现只有一个张量的下标在誊写时抄错了，顷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那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周培源先生坚定地认为：“锲而不舍可以说是人生能够办成几件实事的要诀之一”，“一个人只要选定科研和教学的主攻方向，就要像锥子一样，数十年紧紧锥住它，就是钢板也会锥出个孔来。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总是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的。”正是坚持着这样的信念，周老在湍流领域孜孜不倦地钻研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到了耄耋之年还活跃在学术舞台，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学术报告，思维敏捷，雄风不减当年。1984年当他以82岁高龄出席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6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时，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会议主席幽默地说：“看起来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只有去研究湍流。”

周培源先生自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的高等科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科学研究开始，从事科学研究近70年，研究过课题近百个，几乎全是他自己经独立思考后选定的。1927年周培源先生赴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经过仔细考虑后周先生觉得该题目数学性太强，而自己对物理尤其是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极大的兴趣，最后周先生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写出了题为《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得到答辩老师很高的评价，加之平时学习和科学研究成果特别突出，因而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独立思考的良好学术品质使得周培源先生还是一位敢于“超过老师”的“不唯师、不唯书”的人，即使是在爱因斯坦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面前，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曾问过爱因斯坦：你的理论中所用的坐标，是属于哪一种时空的？爱因斯坦没有回答。虽然周培源对爱因斯坦十分崇敬，但他不赞成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关于坐标意义的见解，也不同意爱因斯坦的部分哲学观点。他还经常规劝他的学生要敢于超过他自己，不要被他的思想所禁锢。

在我国科学界，周培源先生是一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旗帜，他始终坚持着科学家本色，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

1957年康生胁迫全国科联召开会议批判曾昭抡、钱伟长两位知名教授时，他不畏巨大的政治压力，慷慨陈词，提出“千万不能否定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钱伟长在弹性力学方面的论著，是世界知名的。”

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期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为了抢夺“科学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学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对这个不速之客非常冷淡，并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

当一股强烈的否定基础研究逆流袭来时，周老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的综合考虑出发，态度鲜明地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并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时，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一些提法和做法都有错误，而周培源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从不附和。

周培源先生对于任何问题，譬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也十分注意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是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在这方面周培源为人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周培源先生，我们永远的楷模！

参考资料

1. 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 周培源，周培源科学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3. 周培源，周培源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

写于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