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一辈子崇尚学术自由。1954年3月14日，在他75岁生日那一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的短文，回答了五个有关问题。第一个问题的问答如下：

问：学术自由的根本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对于追求真理是必需的？

答：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动。

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大学教育不那么满意，在《自述：识别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中表述了这种不满。他说：“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那些废物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惧不前，以致我在通过最后考试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随后，他庆幸他所在瑞士ETH所受到的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限制远少于其它地方：一年只考两次；更让他庆幸的是，他有个朋友听课认真、笔记一流，这位朋友的帮助使他的自由探索的机会大大增加。后来，他在逝世一个月前（1955年3月）所写的回忆录中告诉我们，这位朋友就是马尔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他不敢想象，没有格罗斯曼的帮助，他会怎么样，说不定有些考试就要给“关住”了。他说：“对于我这样爱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他坚定地认为，对于青年学生这样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自由探索。要是没有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夭折。他认为用强制的责任感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正是出于这一点，他特别赞赏马赫的独立性和自由探索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大力倡导了自由探索。

一般人认为，1902年至1909年，他大学毕业后到瑞士专利局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大材小用。不然。这个工作是他的挚友格罗斯曼的父亲介绍的，他认为，这七年是他的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衣食无忧，成家立业，生活安定，而且他喜欢审批专利权的技术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任自己的思想在物理学研究领域里纵横驰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不喜欢年轻时代就在大学工作，“因为学院生活会把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的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如果他对科学感兴趣，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或毫无成果。我感谢马尔塞尔•格罗斯曼给我找到这么幸运的职位。”大家知道，狭义相对论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由此可见，100多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爱因斯坦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代年轻人何其相似！他的选择和想法提供了一种思路，可供当今的年轻人参考。不过，在现时的社会里，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

爱因斯坦还认为，除了向环境要学术自由以外，自己还要创造条件，形成追求深邃的东西的自由，其中很重要的是：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特别是数学基础。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一点。

爱因斯坦对数学的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12岁时，他被欧几里得平面几何所倾倒，折服于它的逻辑之美；而后，他认真学习了基础数学；17岁之后，他的兴趣转向更广阔范围的自然知识，特别倾心于物理学。他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在《自述：识别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学生，我还不清楚，在物理学中通向更深入的基本知识的道路是同最精密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只有在几年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了这一点。”在临终前写的那篇回忆录中，他还说：“由于我的无知，我还以为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数学基本概念以备应用，也就很够了；而其余东西，不过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枝节问题。这是一个我后来才很难过地发现到的一个错误。我的数学才能显然还不足以使我能够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内容同那些没有原则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区分开来。”

我认为，爱因斯坦很快地发现了他的数学知识的不足影响了他科学探索的自由，一定在科研的同时恶补了数学，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其过程，但从他的广义相对论的表述来看，至少他非常精通微分几何和张量分析等数学知识。

读一读爱因斯坦的《自述：识别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一文的结束语颇有兴味：“谈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要说，在法拉第-麦克斯韦这一对同伽利略-牛顿这一对之间有非常值得注意的内在的相似性——每一对中的每一位都直觉地抓住了事物的联系，而第二位则严格地用公式把这些联系表述出来，并且定量地应用了它们。”我的体会是：这两对科学家对于科学的感悟能力相近，而后者的数学水平远胜于前者，因此能够抓住更深邃的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对这样的例子，例如第谷-开普勒。

因此，我探究爱因斯坦的学问观的又一感悟是：要从客观环境争得学术自由，也要从主观上争来做学问的自由，夯实必要的知识基础，首当其冲的是数学基础，在所有自然科学学科全面“数学化”的今天，更应如此。

参考资料：

《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

写于2011年5月26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