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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56.2-1991.12》的正文部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先期回国的钱学森先生给郭永怀先生的两封信,发自北京,前一封信发到美国的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后一封信则托人捎到深圳(见链接一)。两位学者之间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第一封信里,钱对郭说:“快来,快来!”彷佛是弟弟在向哥哥(钱比郭小两岁)招手,快快回家!还告诉他带点什么回家,最要紧的是:带书来,带人来!第二封信里,钱获知郭即将抵达深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告诉后者:“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自己公务缠身,不能亲迎郭的一众三口,就让鸿雁传情: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办公室、住所等等已有安排,连学生都给物色好了,就等着“永怀兄”的到来!而且,填写选单位的志愿,“请您只写力学所”(还打了加重语气的记号!)这还不放心,再加一句:“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不久之后,“兄弟俩”终于重逢于中关村力学所,开始了携手共同奋斗的十二年。
钱-郭之间的深厚情谊始于1941年年底,在Theodore von Karman的学术大家庭里。正如钱学森在纪念郭永怀的专文(见链接二)所说,在当时的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傅承义这要好的“五哥们”中,“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爱好把他们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平时彼此切磋学问;苦恼时彼此倾吐真情,相互安慰和鼓励;有重要事项时,全力推荐,放手相托。这一切,在那篇专文里有细致的描写。而且钱对郭赞赏有加:“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目前,这段赞语,特别是关于“冷与热的结合”的论述,已在力学界广为流传。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钱学森先生听到郭永怀先生辞世的噩耗时,为什么如此悲恸!从这两位老科学家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真情交往中,我们后辈可以学到许多许多。
写于2009年3月9日晨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60543.html
【链接一】钱学森给郭永怀的两封信
1956年2月2日致郭永怀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高兴。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计算机可以带来,如果要纳税,力学所可以代办。电冰箱也可带。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而现在冰块有不够的情形。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纸书名,请兄转大理石托他买,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此致
敬礼!嫂夫人均此!
我们有人出席世界力学会议(比国九月)。
注文:
1. 此信是钱学森回国后,写给还在美国的好友郭永怀(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信。
2. 信中所说托“大理石”买书一事,是请他们的好友Frank Marble办。“marble”一词意思是“大理石”。钱学森在信中不说英文“Marble”,而说中文“大理石”,有不给Marble引起意外麻烦的意思。
3. (笔者加注)信末提到的世界力学会议指的是:1956年9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我国有周培源、钱伟长、郑哲敏、叶开沅等学者赴会,在那里遇见钱、郭的导师冯卡门,并合影留念。那时,郭永怀正准备启程回国。
1956年9月11日致郭永怀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您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青年大学毕业生等您来教导。此外力学所也负责讲授在清华大学中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是一百多人的班,由全国工科高等学校中的五年级优秀生组成,两年毕业,为力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来源)。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嫂夫人寄来的书,早已收到,请不必念念!
不多写了,见面详谈。即此再致
欢迎!
附:力学所现有兄旧识如下:
钱伟长、郑哲敏、潘良儒
注文:
这是郭永怀回国时,钱学森在北京写的欢迎信。
(摘录自《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56.2-1991.12》,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1-2.)
【链接二】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钱 学 森
现在已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十一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三十个年头呵。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是在1941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在航空系的有林家翘先生、有钱伟长同志,还有郭永怀同志和我。在地球物理系的有傅承义同志。林先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傅承义同志专的是另外一行。钱伟长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要求的严谨和胆识。当时航空技术的大问题是突破“声障”进入超声速飞行,所以研究跨声速流场是个重要课题,但描述运动的偏微分方程是非线性的,数学问题难度很大。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终于发现对某一给定外形,在均匀的可压缩理想气体来流中,当来流马赫数达到一定值,物体附近的最大流速达到局部声速,即来流马赫数为下临界马赫数;来流马赫数再高,物体附近出现超声速流场,但数学解仍然存在;来流马赫数再增加,数学解会突然不可能,即没有连续解,这就是上临界马赫数。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6年秋,郭永怀同志任教于由W. R. Sears主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我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三千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团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Sears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Theodore von Karman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既然超出上临界马赫数不可能有连续解,在流场的超声速区就要出现激波,而激波的位置和形状是受附面层影响的,因此必须研究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
郭永怀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两项重大成果,是因为他治学严谨而遇事看得准,有见识;而一旦看准,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见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功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所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有亿万人民的团结,迅速强大起来了,我们都比这个日程早得多回到祖国,我在1955年。他在1956年。
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我们忘不了郭永怀同志,这本文集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一本很好的学习材料。
1980年1月16日
(录自《郭永怀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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