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色列曾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年春天，以色列全国大部分医院医生举行罢工，并持续数星期之久，医院中的数十万项病例检查停摆，数万台手术延期或取消。医院除急诊、透析、癌症病房、妇产科、儿科之外，其余全部停珍。人们生病要么去找家庭医生，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以后在对以色列最大的殡葬业的调查显示，这次罢工的结果是：几乎全国各地的死亡率都明显降低了！《英国医学周刊》认为，以色列的这次全国性医生罢工“对健康或许是有益的”。这个听起来有些荒唐的故事，实际上是确实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也许“无效医疗”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德国医生布莱克写了一本书名为《无效的医疗》著作。或许这本书能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医疗领域鲜为人知的一课。人们绝对有必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医学领域的知识，来应对无效医疗带给人们的困扰和痛苦。 

    布莱克医生敢于揭开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和种种“潜规则”，对患者避免无效医疗而言，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这些“潜规则”常常无情的损害着许多无助的患者和家属，在欧美，一些不透明、疗效不清晰的治疗方法正在渐渐被民众所怀疑和摈弃。 

    在对患者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常常很难区别，疾病的改善和治愈究竟是成堆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而民众面对医院司空见惯的各种程序，往往是产生了一相情愿的无条件遵从与迷信。 

    实际上许多现代医疗除了治疗作用之外，都存在负面作用和弊端。负面作用和弊端是医疗机构极不情愿公布于众的，因为治疗带来的高额收入是医院和医生都无法抵御的“诱惑”，从医的职业道德在强大的利润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国内医疗机构的刻意追求高额利润的这种倾向也是愈演愈烈。对于患者个体来说，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无效治疗的情况也就越频繁。未知会带来盲目，恐惧，健康上与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10多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心脏上烧灼出20～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来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中心的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十分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非常之高。“心脏旁路手术”后来也被证明，术后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于没有做手术的患者。 

    而“心脏支架手术”的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德国莱比锡医院的外科专家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将100位冠状动脉狭窄达到75%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另一组不手术每天锻炼身体，一年后，手术组的康复率70%，而没有做手术组的康复率却达到88%。像这样的事实和数据，医疗机构是不会公布于众的，以避免巨大的商业损失。 

    中国曾有个35岁男性病例，一天他心脏稍感不适，来医院就医，医生们发觉此患者有较强经济实力，于是积极性大增，在治疗过程中居然给他心脏植入10几个支架，使他终于无力支撑如此“优厚的治疗”撒手人寰。 

   “椎间盘切除术”已被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甚至术后病情恶化者能达到12%。英国的一次医生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对220位整形外科医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220位医生没有一位愿意因腰痛而接受手术治疗的。 

     即便像腰间盘突出这样的“顽症”，其实也都可以凭自身修复慢慢恢复。英国整形外科专家柯拉马认为，脊柱本身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位的物质视为异物，加以排除和溶解，这是一种自愈作用，但需要相当的时间。医生往往不会这样告诉患者，常常会说这种疾病永远不可逆转，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样的“永不治愈”。而柯拉马医生就建议饱受折磨的患者（在与医生探讨之后）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一般只要过两个月，大多数患者病情会明显改善。一年后几乎所有患者都会有所改善。柯拉马认为：“大家应该提防，不要让患者因多余的手术留下顽疾”。 

     采用先进核磁共振检查，许多没有椎骨疼痛的人也发现骨骼缺陷，正常人约三分之二会有椎间盘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断裂，咋一听很可怕！而腰背部的这些的状况往往会助长有缺陷诊断及多余的手术。 

     听起来好象是个笑话，曾有放射线专家和外科专家在一项研究中，提供X光片及断层影像给脊椎医生判断。这些医生认为当中有超过三成的病例显示若干病理变化并提议进行手术。而实际上这些照片都是来自身体健康的学生。 

     有时无效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因人体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认同与名气。许多病症都是倾向于自发消退的，实际上是靠人体的自然恢复能力。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而遇到不好的医生则可能会拖延了康复的时间。 

     即使患者是靠自愈力使病情得以改善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在进行治疗的关节炎患者中，约有35％的患者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 

    医生的关切和抚慰、服用各种药物胶囊，术前准备带来的希望和安心，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这种医疗的暗示作用在巴金森氏症患者身上非常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轻轻刮动患者头皮，假装进行手术，会使巴金森氏症患者真的感到病情好转。只服用安慰剂的心血管患者，死亡率就真的会比未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来得低。 

    世界卫生组织明列为不可缺少的药品种类仅仅325项；其中有9成以上能够可靠地用来临床治疗。然而仅德国就有50000种成药充斥在市场上。也许其他非WHO明列的药物多半是依靠的安慰剂效应起作用的？ 

    暗示作用和安慰效应的发生，可以说是因为它能够唤起人体的自愈力功能，一旦启动了自身的康复能力，可能出现了类似药物引起的体内生化反应。当然，负面的暗示作用，也可能出现使病情恶化负面的效应。比如，当许多癌症患者知道了自己患了癌症并且感觉不断恶化的时候，病情往往会急转直下。 

    说到癌症化疗中的“无效治疗”，乃至是“过度治疗”的病例就更是多不枚举了。在癌症的诊疗上，患者和家属通常更显的恐慌和无措，更是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抓住一棵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在这上面却能轻易赚来更加丰厚和稳妥的钱。 

    关于癌症化疗，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医生就开始去揭开这方面的事实，在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过程中发现：“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尤其是日益普遍的大剂量化治）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 

    癌症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可怕，只要不去轻易“打搅”癌细胞与免疫系统的“平衡对峙”状态，特别是不要用化疗去摧毁体内尚存的免疫系统，即使是晚期癌症都有很多会保持相对稳定而不迅速发展的局面。 

     许多知名的肿瘤学者都同意以下说法：化疗的推广对肿瘤的进展并不具有遏制作用。也许正是因为医生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所患癌症已经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肿瘤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学术界和医疗界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辞：“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善和提高。” 

     这种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不言自明”且乐在其中了。 

     在国内医疗体制不断商业化的趋势下，无效治疗，乃至过度治疗的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相信许多患者和家属都深有体会。医生常常对病情的过度渲染，实在是为了口袋里的利润，许多医生极不情愿为患者开出“有效平价”的治疗方案，许多医院把放掉利润的医生，看作是做了“无用功”，他们追求的是治疗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为无效治疗和过度治疗提供了进一步滋生的平台。 

     布莱克医生的《无效的医疗》这本书，反应和强调的是无效医疗这一侧面，列举的病例和事实往往是侧重现代医疗中的负面现象，因此，对临床医学领域中的正面发展没做强调，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提高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提高对医学知识的认知程度，对于患者和其家属尽量避免无效医疗乃至过度医疗，是十分重要的。                                                                                    www.creaders.net （根据万维网资料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