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不被历史承认的皇宫

上小学时正值“文革”期间，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学校组织参观“黑五类罪行展览”，其中有这样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是几个中国人，一律穿着日本的军服在北平故宫中合影。这幅黑白的老照片已经发黄，边缘也已磨损。看到这张照片，心里感觉极不舒服，甚至有些恶心的感觉，缘由就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地超过了我的想象。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见过的日本军人的形象都是在电影中、连环画上见到的经过漫画式处理的形象。

儿时的这种感觉在我成年后又一次袭上过我的心头，那就是在长春参观“伪满洲国皇宫”旧址的时候。

长春市周边没有太多的旅游资源，伪满洲国皇宫旧址便成了我们在长春开会之余首选的参观地。当地人把“伪满洲国皇宫”简称为伪皇宫，当我们问他们，那个地方好看吗？回答是：屁股大的地方，比起你们北京的故宫差老鼻子了。我想，他们也许是谦虚吧。他们的说法并未消减我们前往参观的积极性，仍按时出发了。

伪皇宫坐落在长春市的东北角。一路上还算顺利，可在快到伪皇宫时，却被一个颇有规模的农贸市场阻滞住了脚步。我们的车子在天南海北的土特产品面前竟无法挪动半步，堵了近半个小时才突出土特产品的重围。与农贸市场的繁荣、热闹相较，伪皇宫前门可罗雀，在冬日残雪的映照下，冷清得极甚。伪皇宫大门口除了该挂的牌子外，同时还悬着诸如“书画展”之类的广告。看来他们也需靠多种经营来维持展览馆的生存。

提起长春伪皇宫，中国绝大多数的人都不陌生。因为在早些年电视台播放过的多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有很大篇幅是在伪皇宫中拍摄的。我总是认为，电视镜头是能够欺骗人的，一幢普通的房子经过电视镜头的过滤，就会变成一座巍峨的高楼大厦。眼前的景物就是如此。当时在看《末代皇帝》时，感觉伪皇宫挺富丽堂皇的；可到实地一看，当初的屏幕感觉便大打折扣。伪皇宫的占地面积虽比沈阳故宫小不了多少，但总觉得这里是那样的憋屈，真不知当时在阔大的北京皇宫里生活了那么久的溥仪，能容忍在这样一个憋屈的弹丸之地称“皇”称“帝”？

溥仪一生之中曾三次登基，却是一次不如一次。在伪皇宫的登基是他的第三次亮相，却也是最惨的一次。其一，他这一次做“皇帝”只是一个无任何权利的儿“皇帝”，受着日本人的百般凌辱和辖制；其二，他这一次做“皇帝”竟未得善终，最后以一介俘虏的身份结束了“皇帝”的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于年底从天津潜往东北。翌年2月，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召开“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通过“满洲国建国方案”，决定成立“满洲国执政府”，以溥仪为“执政”，定都长春，改名新京。2月18日宣布“满洲国”成立，3月8日把溥仪从旅顺接到长春，住吉黑榷运局办公楼，3月9日就任“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年号康德，“执政”改为“皇帝”，皇宫就是前面提到的“伪满洲国皇宫”。在这里，溥仪度过了13年4个月零8天的傀儡生涯。从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便有了这段屈辱的，确曾发生过的，但又得不到历史承认的一段往事，也留下一处供后人凭吊的历史遗迹。

中国的历史中并不是只有这一段屈辱。1127年，金攻破东京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掳走，北宋因此而亡。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昏庸的皇帝，再加上无能的部下，终于不敌凶悍的蒙古军队，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英宗被俘。但后人们对于我国早期历史中的缺憾，并未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甚至有些淡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年代久远，二是这些故事总归发生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可是，中国人对于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发生在伪皇宫中的那段往事，却是记忆犹新的。那源自异国的，给中国人造成的无法磨灭的仇恨，令今人每每提起都要恨得牙根痒痒。何况，溥仪毕竟还被我们的人民政府改造成了一个有用之人，他的故事也由于有那本《我的前半生》而让世人所了解。

走进缉熙楼，历史的陈风扑面而来。那卧室，那书斋，那佛堂，那中药房，那如厕中都隐着一段段人们或熟知、或无法知的往事，而那往事中分明透出霉朽的气味。楼内没有多少阳光，要靠几盏白炽灯来照明，却偏偏要起“辑熙楼”这样一个光明昌盛的名字。溥仪是用这样的文字来回忆他那段岁月的：“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辑熙楼二层有一间比较“豪华”的卫生间，在这里曾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那时，溥仪每天接近中午才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这里坐在马桶上阅览报刊。其实，他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有便秘的习惯。后来他不仅坐在便池上看报，还在这里批阅奏折、裁可法令。溥仪坐在便池上，把奏事官送来的文件一一裁可，看完便随手扔在地上。溥仪说他从未画过不可，因为他所裁可的文件都是经日本人事先决定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一种恻然无奈且无语的宣泄。

把辑熙楼称为皇宫，倒不如把它称为地狱更恰当。在这间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那些本该享受青春年华的后、妃婉容、谭玉玲们终于被岁月煎熬得非死即疯；只有具反叛精神的李玉琴除外，得以逃出苦海。李玉琴后来曾这样回忆初次在辑熙楼见到的“疯子”皇后婉容，“我原来头脑中的她，不说如花似玉，也是清清秀秀，挺好看的；可现在看到的，却是个枯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她目光呆滞，脸色青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竖着，真有点像疯子。”皇后婉容的堕落究竟谁之过，辑熙楼？溥仪？还是日本帝国主义？

出缉熙楼，北邻是勤民楼。楼名取清皇室《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之义。走进二楼东南隅的勤民殿，此处已是伪皇宫的核心所在，是溥仪上朝接见臣子、外国使节的地方；溥仪的第三次“登基”也是在这个地方。真不知道一个被日本关东军严密监视的伪皇帝，连“皇宫”的大门都很难迈出一步，又能如何去勤政和爱民呢？此话决非枉说，因为从承光门一踏入勤民楼，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吉岗安直的办公室。吉岗安直何许人也？他就是披着皇帝顾问身份，实则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溥仪的大特务。

站在勤民楼二层的围廊上，可看出勤民楼为一幢二层方型圈楼，中间为方型天井。凭栏向天井中望去，中间植有一树。树的枝桠努力向上伸展着，仿佛要挣脱这小小院落的桎梏。此树虽高但不够粗壮，恐怕是缺乏阳光所至。因是冬季，光秃秃地看不出这是一株什么树。便问这里的工作人员。答曰：杏树。我问：何人何时所植？答曰：日本人占领东北时种下的。我又问：长杏吗？能吃吗？答曰：死（我理解这个“死”字为苦之意）杏，没人吃。看着眼前的情景，我忽然想到一个字——“困”字，这个狭窄的天井犹如“口”字，“口”中加上这株木便是“困”字。“杏”字本是木在口外，可眼前的情景却恰恰相反。难道当年溥仪及他的臣子们就没有想到这个“困”字吗？我并不是迷信之人，但事实与我的联想却是那么的吻合。其实，当溥仪一跨入伪皇宫，就已是被困之人；至于后来在苏联，在中国的抚顺身陷囹圄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一下他自己的脚。春天的杏花本应开得很美的，这天井中的杏树所开之花，是否也像宫外的杏花开得舒畅、妩媚动人？我又想到了溥仪的后、妃们，她们就像这株杏树所结的死杏，想想都觉得苦涩。

从令人窒息的伪皇宫出来，天虽然寒冷，但阳光明媚。站在这自由的天地里，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便觉幸福无比。历史毕竟是历史，这灰色的一页早已被翻了过去。我们可以对这段历史去好奇，去愤慨，或以一个史学家的身份去研究这段历史。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超脱的。但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决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只有记住了这段屈辱的历史，才能发奋，才能进取，才能不使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