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几乎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中难免出现许多冠冕堂皇、习以为常却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东西。比如几年前四川省委省政府特别出台文件，要求公务员“上班时间不准打麻将”，大报小报天天强调、报道，也处分了好几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个规定本身就是非常滑稽的，上班时间怎么能够打麻将？！难道公务员上班时间可以打桥牌弹吉他踢足球吗？那还上的是那门子班？
    在我们科技界，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于科研项目，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在各种场合，在思维上、管理上、评价上、鼓励上习惯地把它们分成各种各样的“级别”，比如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等称之为“纵向”项目，同时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称为“横向”项目。我们全然不顾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不管是大小“专家”进行各种五花八门的评审，还是各单位的管理制度，我们都相当看重研究项目的“出生”，不太关心结果。
    某个项目的研究水平本身并不决定于是谁给予了这个项目的资助，比如求证同一个数学命题、研究同一段历史或研究汽车发动机的排放控制，其研究水平只能看最终完成的研究成果，而与该项目研究经费是政府拨的还是单位委托的毫无关系，但是在相当一部分高校，尤其是本身科研实力低、科研经费又少的高校中，却普遍地认为纵向科研的水平就必然比横向科研高，具体体现在职称评聘、科研奖励等方面。很少有人真正去关注研究本身的价值、是否合乎现在国家提倡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是“花拳秀腿”、糊弄同行（有时同行好象在某些边界条件下也喜欢被糊弄）。科学研究的水平只能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或者说是看产出而不是看投入。比如你得到了国家的一大笔科研经费，最后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或者发表了几篇文章却没有被任何人引用，怎么能说你的科研水平高或者说就具有科研实力呢？只能说你在浪费国家财产。
    而比较有趣的是，我请教了我有幸认识的几个院士，因为在我们国家院士代表着最高的学术水平（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甚至有的省还出台文件要求他们“享受副省级待遇”，就象我们平时说“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教授相当于正处级”一样），好象他们都还比较同意我的这种肤浅的看法；可是我作为一所地方高校的科研处长，这种看法却遭到别人的嘲笑。本来在我们这种地方高校，咱们必须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应用研究才是我们的科研主流，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制度（因为是高校所以大多数的问题要涉及科研工作）都严格区分着所谓科研项目的“级别”。我可以和领导、同事们据理力争，但是在整个科技大环境下，小小的我不可能说服大家、不可能改变这种大家习惯的看法，于是我也人云亦云，但是却暗中支持那些真正有点功夫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老师。这样既满足了我“稀里糊涂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同时也不至于和大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连为那些埋头干实事的教授们做点事的机会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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