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一文，提到了不同的网络平台里对此事在评论上的迥异，还提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公交车司机事件，这些信息很有意思，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于此事的评论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反映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当前差异，即东西方文化对待人生历程中的容忍、责任和自由的组分配比模式在当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不同特征。东方文化在当前的统计性特征也许可以描述成：3×容忍顺从+2×责任+1×自由，而西方文化在当前的统计性特征大致为：1×容忍顺从+2×责任+3×自由。更为普遍地，容忍、责任和自由的组分配比模式可以用这个模型来概括：a×容忍顺从+b×责任+c×自由，西方文化中a<b<c，东方文化中a>b>c。当然，这个模型中的数学关系也可以是相乘的关系，不同要素间幂次不同（即abc成为相关要素的次方关系）。

为何强调‘当前’和‘统计性特征’？强调‘当前’是因为东西方文化本身是一直在变动的，东方文化曾经的配比特征并非如此，同样西方文化曾经的配比特征也并非如此。强调‘统计性特征’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圈中都有内部的个体差异，并非该文化圈中的人人皆如此，而且同样是东方文化圈，不同国家和族群在这三个要素上的配比和表现细节上也有不同。比如日本文化同样高度强调容忍顺从，但他们当前的这种容忍顺从可能更多的是对规则法条的容忍顺从，而国人的表现特征更多的是对权势的容忍顺从，却会经常去挑战规则法条和打规则法条的擦边球（这种投机取巧也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是畸变了的对自由的向往，是被权势压迫顺从后的异向输出）。

然而，由于对于自由的向往是人性的必然，因此，从更为深刻的层面来说，对待该事件的不同态度，反映的是文化演进所处的不同层次：对自由尊重越多，则文化演进所达到的层次越高；对自由尊重越少，则文化演进所达到的层次就越低。对自由无原则尊重越多，对责任尊重越少，则文化演进所达到的层次越低；对自由缺乏应有尊重，对责任也缺乏尊重和担当，则文化演进所达到的层次最低；既对自由尊重，也对责任尊重，则文化演进所达到的层次越高。

补充：在本文的模型框架基础上，如果把对财富的追求也加进来的话，可以做一个更为有意思也更为复杂的分析研究，即模型可以扩展为：a×容忍顺从+b×责任+c×自由+d×财富。更为复杂地，可以把财富细分为经济财富和事业成就等。

2018-08-18

原文链接：

文化取向的差异导致了评论的迥异-简评《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