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演化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汉字简化得与失（二）

2013/2/24

去年夏天科学网上曾掀起一阵讨论简体字或繁体字的热潮，我曾写了一篇关于“汉字部件的减省与替换”博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0333-609990.html），从一个侧面讨论了汉字简化的得与失。本想就这一主题再写几篇文章的，后来由于忙于教学，这件事就被挤到一边，慢慢地写文章的念头就冷了下来。前些天看到孟津、蒋劲松、陈丹阳、刘洋等博主关于汉字简繁问题的又一波讨论，于是想趁这个热头再继续写下去。汉字繁简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这个问题在科学网上引起关注是一件好事，只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总会越来越明朗的。

纵观汉字的演化历程，既有简化的趋势，也有繁化的趋势。无论是简化还是繁化，都是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交际的需要，都是汉字根据其本质特性自然进化的反映。

关于汉字简化的趋势，人们都看得比较明白。我们从先秦的古篆到小篆、再从小篆到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就可以看汉字在形体结构上总体趋于简化的趋势。最典型的，如“车”字的简化：

现在的简体字“车”就是草书楷化的结果。

至于汉字的繁化，人们也许了解的不多。其实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早有论述：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仓颉在最初造字时，是按照事物类别的形体来勾画字形的，这些字就叫做“文”（象形字），随后又在此基础上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合体就叫做“字”。所谓“字”（读音zì），是说它是从“文”里繁衍孳生出来的，从而使文字的数量不断增多。

《说文解字》对“字”做了这样的解释：“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疾置切。【另注】𡥜、𥤪，古文。”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㹌。引申之爲撫字。亦引申之爲文字。”

按照这样的说法，“文”与“字”的关系，就是简单与复杂的关系。文字是有生命的，像鸟兽一样可以连绵不断地繁衍滋生。中国的许慎在二千年前对汉字的这一论述，却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惊人地相似。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说过：“文字的价值只是靠它们在某个由一定数目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互相对立而起作用”（索绪尔 1980：166）。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说过，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固有的一种能力，每一个人都能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索绪尔所说的“一定数目的字母”和乔姆斯基所说的“有限的语言手段”与许慎所说最初的象形文字是相吻合的。许慎在这里极其简练地向我们解说了汉字产生和发展的轨迹。华夏先民们创造的第一批汉字就是所谓的“象形字”，这批象形字就成了后来发展起来的汉字结构系统的基本要素，“六书”理论中的“指事”、“会意”和“形声”都是以象形字为基本单位的造字方法。因此，汉字的这一繁衍滋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繁化的过程。

汉字的繁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字形结构上的复杂化，二是在汉字数量上的不断扩大化。最初创造出来象形文字是有限的，它们只能代表现实世界的某一类物象，并且都是一些名词。如：

象形字举例

这些象形字显然无法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如何才能表达动作和行为呢？于是人们就把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通过它们之间特定关系来体察它的含义。如与“止”（足）有关的动作与行为。

会意字举例

但是这样还不够，当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希望用字符来记录那些抽象的概念，如“干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以十干和十二支循环相配，可成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组，叫做“六十花甲子”。古代用来表示年、月、日、时的次序），方位，人称，和语言中一些表示语法功能的词语，这时即使是会意字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人们想到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借用一个发音相同的象形字或会意字来指代这个抽象概念，假借字就这样产生了。

假借字举例

假借字的产生首先是对象形原理的否定，它切断了字符与意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在甲骨文中，假借字多为使用频率高的功能词，经过长期使用后，其原始的意义逐渐消逝，许多字的原始意义已无法追溯。汉字历史上的假借字曾一度达到高潮，出现了大量的谐音替代现象。虽然这种方法没有制造新的字符，但却造成了大量的一字多义和同字异义的混乱局面。这不仅不便于文字的交流，反而成为阅读的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采取新的造字方法。这种新方法是给这些假借字再添加一个表示词义属性的类别符来使它的词意更加明确，这样就构成了被称为形声字的新字。这个用以表示词义属性类别的字符被许慎称作“部首”。

这里的“莫”和“然”本已是会意字，在分别被假借为否定词和肯定词后，不惜在原来会意的基础上，再重复添加义符“日”和“火”，以强化明确它们的本义。

形声造字法是对假借字的利用和改造，将原来假借字作为音符（偶尔是义符）加以保留，再增添义符（偶尔是音符）以使其字义更加明确，在消除了一字多义和同字异义现象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分化，从而极大地扩充了汉字的数量，满足了日益发达的社会对文字交流的需要。自此以后，形声造字法便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

以“扁”为例来看形声造字法促成的汉字的分化。《说文解字》：“扁，署也。从‘戶’、‘𠕋’。戶𠕋者，署門戶之文也。”是个会意字，本义是指悬于户门上的“匾”，又引申为“平扁”，后来通过形声造字法繁衍了“匾”、“编”、“遍”、“蝙”、“鳊”、“煸”、“碥”、“褊”、“篇”、“偏”、“骗”、“犏”、“翩”、“蹁”、“谝”、“楄”、“鍽”等字。这是利用“扁”作为音符来进行造字的实践。再来看一个利用“马”作为义符来造字的例子，马在古代是人类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载工具，又被大量地用于战争，故而产生了大量与马有关的词汇。在《说文解字》“马”部首之下收录的汉字就有208个，这些都是以“马”作为义符而产生字。这样的结果就使得汉字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汉字一方面以音符为横轴，另一方面以义符为纵轴，被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符号网络。据统计，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收录汉字9353个，其中的形声字就占了82%；南宋郑樵对23000多个汉字进行了统计分析，形声字占90%。因此可以说汉字是一个以形声字为主体的符号系统。现代汉字在经过简化之后，形声字的比例有所下降。即使这样，现代7000个通用汉字中，形声字也占80%。

形声字系统

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语言的符号系统是在不断地符号化和系统化的相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所谓符号化是指汉字的字形特征与它所代表的概念之间渐渐失去直接联系的过程，字的符号化程度越高，它与概念意义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就越强。对于汉字来说，符号化的主要手段就是简化。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在字体笔画结构上有简化的趋势，使汉字最初的象形理据逐渐趋于淡化甚至消失，这一点在隶变的过程中尤为明显。但是，汉字在不断符号化的过程中，又同时有系统化的需要。所谓系统化是指汉字结构内部成分的整齐化及其组合方式的规则化。汉字的符号化程度越高，它的系统化要求也就越高。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假借”曾经是使汉字符号化的一种手段，而增添义符以构成形声字又是使汉字系统化的一种手段。“简化确实是汉字曾有也应有的发展趋势，但简化未必优化。”“事实上，在汉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既有一部分个体字符笔画减少，又有一部分个体字符笔画增多。这是表意文字的特点决定的。”“汉字的优化，不仅仅是个别字符的优选，还必须在个别字符优选的基础上，达到字系的优化。”（王宁 “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 2004：47-50页）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来看待汉字的繁简问题，汉字今天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简化或繁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全面优化的问题。对于现在流行的简体字，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重新加以审视是可行的、也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