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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改革开放论杨百万
刘新建
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有记者再去拜访曾经耀眼光辉的“杨百万”。我无法说清这个记者的心理和其理论倾向,但是,在这里必须清楚地指出:改革开放的真正和根本目的不是要造就无数的“杨百万”,这样的“杨百万”也不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主流和动力!
问题1:股市是什么?股市中赚的钱是什么钱?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股市的第一功能是为企业的发展募集资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股市的第二功能是推动企业制度改革。作为实业资本,资本即股金的基本收益来源是企业通过生产和产品市场经营获得的利润。所以,在拥有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一夜暴富的美梦只能是黄粱一梦。在改革的初期,为什么能有人一夜暴富呢?(当然不是真的一夜,实际可能有365夜甚至730夜或1001夜)除了一些非法掠夺外,合法的情况是:在政府的政策下,一些国有或集体资产被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了私人名下。比如政府曾经鼓励贷款经营,有些大胆的就贷了巨额资金,最后这些资金形成了呆账坏账而被冲销,但实际上,这些贷款形成的财富绝大部分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少数人的财富。股市上的暴富是怎么来的呢?既然股民“资本家”不能靠企业的利润一夜暴富,那他们财富是如何聚集来的呢?只有一种可能:从他人手中转移过来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股市的形成是国有资本做基础。首先是一部分人通过一定渠道获得所谓的原始股。这些原始股的估价有可能严重低于实际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些原始股的所有者在购买以后就已经获得了不菲的溢价。其次,拥有最多原始股的是什么人呢?是企业的高管及相关利益者。这些人一方面从所谓企业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工资收益(这种巨额工资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报酬了,而是一种权力垄断收益)。其次,股市在大资本的操纵下,一路高歌,最后又越来越多的小股民参与进来。在一定时候,那些所谓的大资本即庄家抛出股票,而被套住的股民不舍得割肉,还有大批新来者不知就里高价进入,这样,原来的大资本财富再翻番,一些幸运者也就成了一夜暴富者。那些大大暴富者,最后也变成了庄家。如果股市只涨不跌,那么,除了一些原始股之外,没有人能在股市中获得暴富的机会,甚至只能巨亏!因为,当按市值购买的股票价值大幅低于实际资产的价值时(几十倍市盈率),实际资产的利润率一般在10%左右,特别好的有20-30%,其收益远低于银行存款利率,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贬值,最后只能越来越穷。所以,改革开放初的暴富,主要是公有财富的大赠送,其次是通过私人垄断暴利获取的。说到底,暴富者的财富是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虽然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这种暴富只能是属于少数人的,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楷模”。
在股市已经成熟发展的今天,大资金不是仅靠上涨赚钱了,而是涨跌都赚。通过涨涨跌跌,一般股民的钱就到了大资金的兜里。那些个所谓的股指期货也是为大资金设立的避风港,最多是在大资金之间分担风险,但对于小股民一般只能是奉献了。
问题2:社会的财富是从哪里来?
如果抛开自然财富的话,社会的财富只能是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劳动创造的。资本的经营者除了生产管理以外,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者和聚集者。如果有一半人去当“杨百万”,那社会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少数人只能靠更恶劣的方式来聚集致富。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一定水平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形式,虽然可能需要部分资本的私有化来刺激社会活力,但是,决不能大力宣扬“杨百万”那样的致富方式,并且对那样的致富必须有恰当的制约制度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三中全会前瞻·改革见证者)“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你的机会”
——三中全会前再访传奇股民“杨百万”
新华网上海11月3日电(记者 许晓青)“过几天,新的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我是当年十一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受益者,开放和改革在我的身上最直接地体现出来……”有“中国第一股民”之称的“草根”名人杨怀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上海闸北区的个人工作室内,昔日的“杨百万”依然很忙,他一边紧盯着三块电脑液晶屏上的实时K线图,一边与新华社记者谈“股”论“经”,再话改革。
从“杨百万”到“杨千万”,“第一桶金”靠的是念报纸
“很多人到今天都不知道,杨怀定当年为什么会变成‘杨百万’,其实是靠念报纸念出来的……”一见面,杨怀定就很感慨。
在这间大约20多平方米的家庭“大户室”里,“杨百万”和他的股友见证了接近6000点的高位,也感受了2000点以下的几度徘徊。股海浮沉,老杨已经从“杨百万”变成了“杨千万”。
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逐步开放证券交易。1988年春,国库券转让从7座城市开始试点,逐步增加到在61座城市放开,还出现了异地差价。坚持每天读报的杨怀定在报纸上反复研究起交易的奥妙。
“这不就和青菜、萝卜一样了呀,利用国库券的差价,你一买一卖就可以赚回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工资。”这一年的4月21日,也就是国库券开放交易第一天,杨怀定用东拼西凑的2万元人民币,赢得了“第一桶金”——800元。
几个月后,他斗胆取出国库券投资收益中的1万元,购买了100股真空电子,这只股票后来又为他带来了丰厚收益。
当年最多时,他订了70多种报纸,还甚至把茅盾的小说《子夜》当作股市入门“教科书”。这样“念念”不忘,念出了一个“杨百万”。
自上世纪80年代“杨怀定们”抢购“第一股”算起,中国股市已从最初的“老八股”,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总数超过2000家、投资开户数逾1.3亿的大市场。
“今天我不订报纸了,但用‘阿派’(IPAD)看报。这个是我自己买的,每天看几十个权威网站,找各种经济、政治新闻很方便,加上看电视新闻,每天四五个小时下来,你要进行深度分析,不愁找不到股市机会。”杨怀定捧起IPAD,在记者面前熟练地戳着屏幕。
“改革到了‘深水区’,可能没法摸到石头了”
“改革到了‘深水区’,可能没法摸到石头了,要靠更大的胆子和更好的脑子,才能推动新的改革。”杨怀定坦言自己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关注新一轮改革正在和即将释放的每个信号。
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一轮罕见的见顶、探底、再调整。一些股民认为,今天2100多点的上证指数很难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等量齐观”。杨怀定说,股民通过中国股市来分享改革红利的期盼,还得通过金融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
“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些年我们的股改与‘全流通’几乎同步,整个市场承受了巨大考验,股民通过二级市场不仅参与了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也为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整体的改革任务也还没有完成。”在他看来,股市繁荣与改革深化都任重道远,“改得好,一起分享红利;改不好,很可能重回老路”。
过去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每到闯关时刻,往往是从经济领域入手,才逐步推动。杨怀定认为“这是规律”,因为经济领域对新鲜事物反应最灵敏。
他关注进入“深水区”的一系列改革,比如有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他观察许久后推断,一旦政策松动,今后可能就会出现“银行的生生死死”,银行股可能也会出现波动,但这都是改革的必然。而对讨论许久的A股“国际板”,他则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迟早的事,“相信条件成熟了,就会推”。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你的机会”
“现在每天(交易日)上午9点,雷打不动,我从家里散步到办公室,炒股不是工作、也不是负担,已经变成了休闲娱乐,就好像我养了一只宠物。”
年过六旬的杨怀定觉得现在过得挺舒服。“比起当年的2万块本钱,今天我股市的2000万,资产增加了1千倍,钱够用就好,养老也可以不靠国家、靠自己了,除了抽根烟、喝个茶,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你的机会;我老了,我特别想告诉年轻人,一定要捕捉到属于你们这代人的机会。”他很认真地说。
“我常说,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捕捉机会,尤其是年轻人,我想一定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找到自己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机会。”杨怀定很自信。
如今,他和儿子合开的炒股软件公司一直在低调运营,“杨百万股票决策操作系统”的全国销量大约上万套。杨怀定的孙子今年10岁了,老杨设想,“让他好好上学,我买了几只稳健的股票,一直留着不抛,将来传给他吧”。
今天,中国股市已非20多年前“杨百万”们“点券成金”的状态,更多股民要实现发财梦,除了要有“胆子和脑子”,背后还要有更加系统的制度支撑。
杨怀定觉得,未来中国股市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更趋法制化、规范化的。比如预防上市公司信息造假、增加信息披露的公信力、透明度等,还有很多机制性的工作要改、要做。
他还说,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走,总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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