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57-58）：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1]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223-224）：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可见，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延长。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Ｘ日简单的劳动。（１９）因此，只要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第三篇第五章224脚注）：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贫困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日趋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掘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１１００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１８００万，其中要减去１００万贵族和１５０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４６５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４６５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１１００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散见第４９—５２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１８３１年版）

（第三卷第二篇第八章159）：另一些差别，例如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是以第一卷开头（第１９页５６）就提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的。这些差别虽然会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命运很不一样，但决不会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146-147）：对人说来，不论淘取河里的金或挖掘冲积层中的金，都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而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绝对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斯特拉本曾断言，在一个阿拉伯部落里用１０磅金换１磅铁，用２磅金换１磅银。这一断言绝不是不可置信的。可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从而简单劳动的产品贵于复杂劳动的产品，随着地壳到处被开发，原来的那些在地表面的金矿来源日益枯竭，银的价值就低于金的价值了。最后，在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新的金银产地的发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