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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一东西方哲学传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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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东方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东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科学技术在中世纪沉寂了千年之后，重拾古希腊科学精神，使近代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相反，尽管中国的科学技术有过自己的辉煌，但随后便显得苍白无力，一步步衰弱了。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近代科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我们将力图从东西方哲学传统、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的比较中寻找其形成的历史原因。
中医是中华传统科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辉煌的医疗成就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世人瞩目。然而今天，中医的发展与西医相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这与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科学物质观在表述上的不相协调不无关系。寻找中医落后的原因，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让中医走向世界，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东西方哲学传统的比较
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诞生于大约公元前624年；中国的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是老子，诞生于大约公元前671年。两位伟人几乎出生于相同的时代，其思想基本上代表了东西方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不同的源流。
一、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西方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泰勒斯认为，尽管自然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但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本原不是精神的产物，它来源于自然本身。
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在今天来看是幼稚的，但它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泰勒斯之后，古希腊摆脱了神话自然观，自然哲学走上了从自然本身寻找合理解释的轨道。人类自此开始了理性认识自然的脚步。
有了泰勒斯的自然观，对自然的科学探索就有了正确的起点。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今天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成了枝叶繁茂的庞大知识体系，但只要去梳理一下它的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从物质到分子，从分子到原子，从原子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到基本粒子、夸克等等，人类对自然的苦苦探求，无不是在寻求泰勒斯的基始或本原。
从自然本身认识自然，铸就了科学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找出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再由客观规律来解释、说明、预见更多的自然现象。这就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
泰勒斯之前，人类没有理性认识自然的基础，对自然的解释，多采用拟人式的方法。神秘莫测、充满奇迹的自然，对于人是神圣不可望及的。从泰勒斯的米利都学派开始，他们采用全新的思维方式，用理性的、逻辑的和批判的态度去认识自然，认为世界是有条理性的和有秩序性的，并按定量和因果关系呈现出来，这就为人类探索自然从思想方法上指明了方向，从此也将人类从对神的敬畏中解放出来。
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始或本原的认识，并没有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泰勒斯同时代或泰勒斯之后，对构成万事万物的基始或本原有过多种看法，其中有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本原，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等等。他们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力图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不在于具体的科学结论，而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表明人类已不满足于感性的直观，而是力图洞见那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且，这种不满足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正是这种理性思考和代代相传，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提出万物的本原是“先天地生的非物质的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基始和本原。老子的“道学”对否定神话自然观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道”生一，“道”派生了一个混沌的世界，再由混沌的世界在阴阳对立、斗争和协调中形成万物，并以“气”的调和显现万物的生机。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可见，老子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运动着的世界，接着才是这个整体内部阴阳的分化、斗争与协调。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气”、“原子”等，它是具体的，可求证的；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只可意会。而游离于阴阳中的“气”，无孔不入，充盈于整个宇宙，是协调万物使万物获得生机的根本，但至今无法用实验确证为何物。在对形成整体的个体还没有认识之前，要想精确认识整体的性质及个体之间的联系，不说不可能，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中国的古人也将物质构成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但其在结构上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并被引申到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事物的运动属性。正是因为如此，老子的“道”，几千年来一直在含混与神秘中辗转，谁也说不清“道”是什么。老子自己就说过非常精到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即“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道”的只可意会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它是具体的，可求证的，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自然科学的原理、定理、定律多由西方学者发现就不足为奇了。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猜测就在所难免了。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符合现代科学探求的道路。中国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落伍，自古以来在思维方式上就埋下了种子。
当然，老子的学说还有其他许多内涵，有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深刻的。即使是“道”也未必就没有今天对应的自然科学诠释。本书作者做出新的尝试，就把宇宙这个大系统“一”中千变万化物质运动状态和规律的总和看作“道”，而阴阳则是系统内物质运动状态对系统最佳有序状态的左右偏离。“气”则是从系统的稳定性上考查的物质运动状态或物质元素自身。老子的“无有”学说——“无中生有”，一些西方现代科学家和宇宙学家也十分赞叹和折服。尤其是场论中对真空的描述和理解及“宇宙大爆炸理论”，与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认识就几乎完全相同，而场论其思维方式就是从整体的视角看问题的。场是分布于整个空间的。其不同运动状态的叠加，构成了整体的场。这应是“道”在微观世界中的现代科学延伸。今天，在用科学方法精细地了解了事物的局部之后，再运用东方的整体观去讨论事物的本性及其相互联系，应该是对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由老子的“道”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及神秘主义的解放。
二、西方人的主客二分与东方人的天人合一
西方自然哲学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关注自然，主客二分，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而把自然现象视为离开主体的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自然，它引导人们产生研究自然的兴趣，追究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找出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这是自然科学家诞生的基础；主客二分，它让人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健康的科学研究之路。关注自然，主客二分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科学认识的基础。
主客二分，在指导思想上把客观世界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事物来研究，并把客观世界分为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通过认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来揭示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性。这是唯物主义者坚持的思维方法。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既坚持研究者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又坚持认识对象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主客二分，在认识途径和方法上，首先要从研究的问题中抽象出准确的概念，其次就是建立以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解释体系，最后则是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命题，用归纳方法提炼总结客观规律，并用数学手段来揭示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这是一套严格的理论建立规范。这种规范是自然哲学理性主义的派生物。这就避免了理论建立中仅对事物作简单笼统的现象描述和由经验总结进行归纳的不足。理性思维中的逻辑推理是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支柱。
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关注人事、关心社会伦理道德胜过关心自然本身。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关心的是如何治人，如何巩固其统治地位。受教育者接受的是对王权的至高无上的崇拜，是四书五经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历代的科举制将广大知识分子引向官场，专吃政治饭，并变成王权的奴隶。科学技术的相关知识，多数只能在民间流传，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的人，也只能作为工匠被视为下九流。这就使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自然缺乏探究热情，难以开展科学研究，当然就更谈不上有系统自然科学理论的建立了。一些停留在常识性的认识和思辨性的猜测，相反对后世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另一些原本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思想，最终也在社会伦理道德和王权说教中迷失了方向。“当孟子在对人性的内在美德进行理论探讨时，欧几里得正在完善几何学，正在奠定欧洲的自然科学基础。”（胡适语）东西方学者关注对象的重大差异，更加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自然对象，而益发深陷于空洞的玄想或纯粹的文学追求。”（胡适语）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思想家出自西方，看来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天人合一”。《易经》是中国最早详细论述“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著作。《易经》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又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易经》把天地与人做了简单的等同，并用八卦，作了比赋。随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以及墨家都承传了这一思想。
《易经》中的比赋，只是把天简单地等同于人，但到了董仲舒，则把“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不仅把自然与人等量齐观，而且认为自然现象与人世间现象能够相互感应。这又在人与天之间的关系中增添了几份神秘感，《易经》中“天人合一”的简单比赋已变成了天与人的相互呼应。这就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为其统治服务提供了基础。人与认识对象的合一，这等于取消了科学认识对象，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科学自身。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中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合二为一的思想，消解了科学从哲学之母中孕育而生的可能。中国古代的历史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近代一些东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源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这是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一种肯定，值得中国人自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这种主客不分、简单类比、随意想象、肤浅推断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没有给中国的科学进步带来多少有利的影响。看到这一层，主要是为了剥离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糟粕部分，而吸取其对今天有用的精华。对“道”的自发性原理以及人的行为应当遵从“道”的运行方式的积极意义，本章将另文专题讨论。
选自赵国求、王平，《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初探》，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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