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总理讲故事

昨天见报：（总理）他向院士们讲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外国政要向他推销本国飞机，顺势将一款同类飞机模型作为馈赠礼物送给了他。“我接过模型，翻过来一看，底下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他说，“模型是我们造的，飞机却是他们卖的。你们想想，我们要造多少飞机模型才能换他们的一架飞机我越想这买卖越不划算呀！”

现在我来讲故事，也许总理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       前几天有《歼20试飞进入重要阶段 神秘试验机配合测试》的报道。上面说了这架‘神秘试验机’是图-204。这是改作试验用的第一架图-204，改造设计委托国外完成。而第二架就由试飞院周院长决定‘自己来’，首先是气动力计算，委托我组（郭永怀计算科学实验室）进行。完成得如何？请看通讯记录：周院长：昨日刘超来电话：图波列夫设计局给我们提供了图-204的风洞实验结果，咱们的结果与实验吻合较好，优于图波列夫设计局自己的CFD计算。刘超要求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报告，到试飞院系统汇报一次。

二．       08年铁道部委托清华大学计算高速列车的气动阻力。此事经由北航老校长介绍找到我。机车原本是日本设计，只是中国供电导线较高，铁道部就将原受电弓托架加高。经我们计算这一加高的托架产生的阻力将占整个列车气动阻力的14%。铁道部总工验收时说看到我们的计算结果‘眼睛一亮’，最后给我们打了98分。现今气动外形修改首先靠计算，既然我们算得好，托架外形修改就可以交给我组。不，要请法国Alston公司，而Alston又委托专作气动设计计算的EXA公司。于是我就接到EXA公司的电话“我们通过法国得到中国高速列车的任务了”。EXA公司的科技人员主要是中国人，不少是北大校友。我又被列为公司Mentor，曾可免费使用他们的软件。当时我组就是使用EXA的软件来计算（这是一份很特殊的计算软件，国际上仅此一家。现在我们已独立开发）。总理的故事说明我们‘科技不行’，我的故事则说我们的‘干部不行’。

三．       89年我与老同学合作研究航空磁探，95年在胜利油田探油成功。97年9月由钱学森批示王寿云（国防科工委秘书长）安排军用。不幸当年12月王因车祸去世，从此无人过问。01年我将这批航磁技术材料连同钱的批示托人交邓楠（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将其交高新司曹学军处长处理。曹处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技术进展，我说‘已经成功了’。曹的回答是‘已经成功就不归科技部管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就是业余加班的成果，我们哪来时间去‘推销’。我们的技术高，高过国外。不但精度高，而且全部自动记录，无需人员上机操作。我们的技术得不到推广，国土资源局沿用老技术，08年在内蒙摔一架运十二，牺牲三人；11年4月在新疆‘失踪’一架物探飞机连同三人至今杳无音讯；同年11月又是一架在唐山坠毁，幸好没有死人。总理先生，这些牺牲和损失是否有点冤！

本可避免的损失

我组改用无人机

航磁是探潜反潜的必备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