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PA多位局长均提到过其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有很多“机缘巧合”。所谓“机缘巧合”就是创新过程不是沿着某条固定或计划的路径，而是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里，多种偶然的或必然的复杂因素构成的条件相互作用促成的。尽管不能说这些条件缺一不可，但是至少会导致技术出现的延迟。以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前身，TRANSIT Navigation Satellite项目为例，可以看看其“机缘巧合”。TRANSIT项目被DARPA第一任首席科学家赫伯特•约克（Herbert York）认为是DARPA成立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提出项目建议。其需求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美国海军的舰载弹道导弹武器系统（Polaris）项目，下图给出了TRANSIT项目的主要时间节点和关键事件。

1950年代，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倚重的是核武器及其投送体系，潜射弹道导弹（SLBM）即为其投送体系之一。为此，美国海军建立专项工程办公室负责Polaris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完全新的武器系统，包括以下新技术：核动力潜艇、全球导航与通信系统、导弹系统、发射系统、火力控制系统与维护、以及支持与训练项目。因此，在TRANSIT项目之前海军就已经开始研究全球导航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主任弗兰克·麦克卢尔（Frank McClure）参与了Polaris项目。这为麦克卢尔后来提出导航问题提供了基础。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号，应用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乔治·韦芬邦奇（George Weiffenbach）和威廉·盖伊尔（William Guier）发现，通过分析来自Sputnik无线信号的多普勒（Doppler）频移，他们可以确定其轨道。在这个阶段，有几个巧合值得一提：应用物理实验室距离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无线电台（WWV）只有12英里，使得他们通过简易天线就能清晰接收到卫星信号；他们正好有一台20MHz的信号接收器，而苏联方面将卫星发射信号设置成只要有20MHz的接收器，就能够收到卫星信号；他们也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分析多普勒数据应用于该问题。

1958年3月17号，应用物理实验室主任弗兰克·麦克卢尔（Frank McClure）将他俩叫到办公室，问他们是否能够研究此问题的逆问题，即假设知道卫星的精确轨道，能否确定地面接收机的位置。随后的几天时间，他们产生了该逆问题的可行性研究，这个逆问题即是后来著名的“导航问题”。

在此基础上，麦克卢尔请理查德·克什纳（Richard Kershner）负责设计了TRANSIT导航系统的基本构架。17天后，项目建议书被提交给美国海军军备局。但是，该项目建议并没有得到海军的足够重视。其原因有二：一是海军不愿意承认当时他们的导航能力需要提升；二是当时Polaris项目庞大且经费有限。实际上，1956年，Polaris项目经费只占海军预算的0.19%，到1958年上升为4.87%。而在1960年-1963年间，该比例分别为8.96%、14.06%、13.41%、11.51%。于是，应用物理实验室将项目建议书提交给DARPA，并于1958年10月获得DARPA资助。为实现可行性演示，DARPA仅在1960-1961年间即投入4200万美元（注：1961年DARPA经费下降至2亿余美元）。1962年TRANSIT项目转移给海军接管。

值得一提的是，乔治·韦芬邦奇和威廉·盖伊尔在其1998年回顾文章中特别提到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利于年轻人成长的环境。1957年，乔治·韦芬邦奇还是一位博士生，直到1959年才获得美国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of America）物理学博士。他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能有所突破，还得到实验室很多同事的主动帮助，包括改善信号接收天线，检查方程求解过程等。正如他们所说：“It was not organized; we all just did it.”

通过该案例可以看出“机缘巧合”在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虽然不能断定没有这些“机缘巧合”，GPS技术就不会出现，但是可以肯定地是该技术的出现会延迟，甚至技术路径也会不同，因为当时Polaris项目中潜艇导航的思路是通过海底声纳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