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DARPA是如何走出低谷的问题，首先需要了解DARPA是如何走向低谷的。1970年前后，DARPA走向低谷的状况可以从其历年来（1958-2015年）经费预算的变化情况体现出来（见下图）。但是，在分析其原由之前，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经费预算的下滑不是DARPA走向低谷的原因，如其局长埃贝哈特•莱克廷（Eberhardt Rechtin，1967 -1970）所言，经费的下滑是由思想的缺乏导致，总体来讲，那段时期是经费多于值得资助的想法。因此经费的下滑是走向低谷的结果而非原因。二是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本身不是DARPA走向低谷的原因，如DARPA这种高层次的联邦研发机构，在短时期内由高峰迅速走向低谷不会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不会出现短时期内潮起潮落的现象。排除此两点，会有哪些因素？根据多位前DARPA高层及其上级主管领导于1970年代中期的回顾，以及其它史料，DARPA在1960年代中后期走向低谷的主要原因如下：（1）在美国总统及国防部高层的地位发生变化；（2）无法吸引顶尖人才；（3）科研定位不清，并且管理混乱。

1. DARPA在美国总统及国防部高层的地位发生变化。设立DARPA（设立DARPA的较详细过程将是另一故事）的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欲借助史普尼克（Sputnik）危机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推倒美国三军种利益之墙和撬动美国“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美国国防部在国防事务决策过程中由虚转实的一场前哨战。通过1958年2月7日国防部颁发的第5105.15号指令和1958年2月12日美国国会在公法85-325（Public Law 85-325）第7条授权，使DARPA实质上成为国防部长的御用研发机构。实际上，第5105.15号指令仅寥寥数语，强调国防部长对ARPA的领导；而公法85-325（Public Law 85-325）第7条甚至有意避开直接提到ARPA这一机构名称，或者说授权法案中根本没有ARPA一词，只授权给国防部长。因此，早期ARPA的项目以总统钦定（Presidential Issues）或国防部长等高层指派为主。但是，在1958年8月6日后，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改组法》（Public Law 85-599），尤其是其第9条确立由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局主任掌管所有国防部的科技计划后，国防部的地位逐渐强化，DARPA在国防部的地位随之下降。而到1960年代中后期，始于约翰逊总统，科技界由于反对越南战争而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整个科技界的地位较1960年前后已不可同日而语。1973年尼克松总统甚至解散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

2. DARPA无法吸引顶尖人才。如上述政治环境变化，那段时期军方与学术界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以致多数高校科研人员对国防部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幻想渐渐破灭而拒绝参加国防科研项目。在经济环境方面，美国联邦政府与工业界薪资差距显著扩大，促使联邦政府机构人才外流。同时高失业率也促使业界或高校人才流动减少，更多的人才选择保留其当前岗位。最后，人们也意识到DARPA地位的变化，其项目不再为国防部长所关注或介入主要国家政策问题。这些因素交织到一起，使得DARPA不再是美国的“科研高地”。例如，1973年D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岗位空缺数月，最后不得不请该办公室首任主任约瑟夫•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临时主持工作，该状况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有所改变。

3. DARPA科研定位不清，导致管理混乱。DARPA不是象牙塔，更像美国国防部搭建的一个舞台。不同的人可以不同的风格唱不同的戏，因而每台戏背后可以有自己的故事，主要演员的魅力往往决定戏的精彩程度。这种扁平化和灵活的管理机制却是一把双刃剑，在好的内外部环境下，它有益于思想和人才的发现（DARPA的发现机制将在后续故事中讲述）；反之，则导致管理混乱和效率低下。1957年10月上任伊始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是设立DARPA的主要推动者。根据首任DARPA主任罗伊•约翰逊（Roy Johnson）所说，麦克尔罗伊（任职国防部长前为宝洁公司（P&G）总裁）曾在宝洁公司建立过一个“蓝天”研究实验室（Blue-sky Research Laboratory），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所谓“蓝天”研究就是没有特定的目标，给予充分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在这里从事任何研究。在多位早期的DARPA局长潜意识中，这类实验室可能就是DARPA的模式，并认为在DARPA，只要不是物理学定律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可以去尝试。因此，在早期总统钦定或国防部长等高层指派项目逐渐转移给军方后，他们自主选择项目时有偏于基础研究的倾向，更多地支持高校的研究。当其所为与国防部高层的科研价值观一致并被信任时，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不幸的是情况正相反。DARPA被视为军中的自然科学基金，不为国防部高层认可。更糟糕的是，所资助的基础研究良莠不齐进一步加深了不信任感。当时，很多项目仅仅因为申报人与国防部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就可以年复一年轻松拿到几百万美元，而不用对资金的用途做出详细解释。DARPA的上级主管、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主任马尔科姆•柯里（Malcolm Currie，1973年上任）视当时的DARPA 项目管理为“同样的一群人资助另一群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而1974年新任DARPA局长乔治•海尔迈耶（George Heilmeier）则批评有些大学研究人员就好似在DARPA领失业救济金，DARPA年复一年在给同一团队分钱。

   除上述原因外，由于DARPA项目经理人均控制经费是国防部其他研发机构人均的百余倍，作为竞争对手，三军种的研发机构对DARPA一直持“羡慕嫉妒恨”态度，不时会有撤销DARPA的声音出现。最终，DARPA得以保留是因为它是国防部长的御用研发机构，当国防部长有应急需求时便于通过DARPA绕过国会及复杂流程而推进。但是，一场改革的风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