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的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于如何解决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问题。当农业科技的长期投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后，相同的农作物产量需要更少的从业人员，可以释放更多在农村土地的从业人员进入服务业等。在农业发展规划时，预测释放的劳动力有助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通过技能的再培训，有序地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入较高薪酬的领域工作。农业由于作物生长的周期性，对劳动力需求展现出季节性变化，比如农忙农闲的不同时期。良好的就业规划需要考虑季节性等不同的因素，从而稳固提升农业及相关行业人员的收入。

传统农业中，由于缺乏机械化与自动化工具的使用，所以农业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关于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研究显示， “（民国时期的）中国有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技术与组织的特点，是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值又非常低；无论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相比，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1, p.74] 过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示我们，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创造的增值至关重要。在短期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一定能释放新的劳动力进入其他行业，如果农业产出是一样的，那么似乎并没有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个论断从表面看是正确的，农业劳动率的提升并没有增加可以测算衡量的国民收入。但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比如同样的工作，农民需要更少的劳动时间去完成，可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这都改善了社会整体福利；同样的，更好的教育或者健康也不直接计入国民收入的数字中，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追求更好地教育与健康[2]。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过程中，需要有较好的社会保障措施，才可以持续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释放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或者服务业。民国时期的工业与农业经济落后产生了一种互相牵制的现象：“低工资的普遍实行，使劳动力不断大量轮换的现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以便在工业出现衰退时能够回到农村这个避难所。这种情况又使得雇主们确信，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此外，低工资的常规又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低反过来又使工资进一步下降。”[1，p.64] 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离开农村的工人寄希望于农村的一条退路。由于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工业领域难以培养或者获得技术工人，也无法进行长期的规划与投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农业与工业的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相拖累的机制，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打破这种互相牵制，鼓励企业与公司的长期的人力资源投资和人员雇佣的规划。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需要积极在城市或者郊区创造新的再就业职位，稳定吸收农村释放的劳动力，才可以取得稳定的经济秩序。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很低，如果我国在规模、自动化农业达到类似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后续保障问题是，如何提供如此大的再就业岗位？“市场的涨落以及农业人员的关于商业知识的局限性又增加了失败的可能性：接受较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发现很难与城市的公司竞争。当他们搬迁到城市是，很多农业从业人员只能从事一些非正式的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工作，比如保洁、保安与建筑行业”[3]。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的再培训与一些职业技术教育的短期培训班是需要的，因为能够培训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长远是有利的。但是解决农民的再就业的最重要一部是如何创造新的岗位，只有产生消费需求，才可以提供再就业的职位，但是我们又如何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呢？

农业与教育行业、服务行业的交叉可以承载和提供一些新的消费需求与工作岗位。不同于20世纪末的经济状况，如今的中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将产生很多新的消费需求。当人们的收入普遍较低时，便利店是很难有生意的，因为人们为了更低的价格，选择去价格更加便宜的超市和卖场进行购买；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较高时，时间成本的考虑才会影响决策，大家才会为了“便利”去购买便利店价格稍贵的零售品。20多年前，大多数人与农村或者农业有着天然的紧密型，也没有闲钱进行消费，因为刚迁徙到城市的人也没有多大兴趣去农村游玩。而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一代城市出生成长的00后、10后与20后较少与农村有连接，所以农村与农业可以成为一个新奇的事物。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由于不明白吃的粮食蔬果如何种植培养，父母也会乐见子女与农业、自然的亲密接触，而成为消费的需求。由于收入的提高和农业的新奇，农业与服务行业的交叉或许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农业与教育、旅游等娱乐活动可以结合在一起。过去由于物流交通成本的高昂，在郊区或者城市销售的农产品具有本地的价格成本优势，而随着交通等基建的发展，当地或者郊区的农作物优势便不再是价格，而是新鲜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的农业人员需要考虑新的经济生长点。如今采摘、农家乐的活动越来越流行，便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公司上班的团队建设活动有不少也采用了农家乐的方式，但实际上，可以考虑在所居住的小区进行，周末一起包车前往附近郊区的农场，可以更多一些邻里之间的认识，接触一些新的朋友与伙伴，另一方面采用包车的方式也更加节省能源保护环境，而且采摘新鲜的蔬果。与之呼应的，郊区的农村的子女可以在周末中进城参观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等活动，也可以增加一些共享车辆的使用，这样不同人群之间更多的交流也会产生理解与一些新的创意和想法。短期的旅游可以转换心情，比如开着农用拖拉机在土地上肆意地驰骋，而更长期的或者重复的回访可以体会与土地的亲密，和对自然的尊重。

对于城市生活的人们而言，一定量农业活动的参与也是有利健康的。“现在，大约1-2%的美国、英国与若干其他国家的人口对花生过敏——几乎是90年代中期的三倍。其他的食物过敏也在增加，比如树坚果。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过敏人群的增加还没有很好地被理解”[4]。过敏的问题很让人担心，因为意外地吃到一些包含过敏原的食物就可能引发过敏反应，这对很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扰，会让其他人觉得挑剔，较难参与到朋友或同事的在外就餐的活动，聚会时额外准备食物的麻烦等等。以毒攻毒（fight fire with fire）的一些医疗措施也在实验当中，比如刻意地让孩子食用一些包含过敏原的食物，以验证是否能够降低身体的过敏的敏感度，或者提高阈值[4]。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显示，如果孩子在传统的农场长大，很少受哮喘、花粉过敏与过敏反应的困扰；成长早期的家畜或者饲料的接触，未加工的牛奶的引用等被看作是比较有效的防护性接触（protective exposure）[5]。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适当在孩子成长时期与农业农场的接触对于健康成长也有好处。（当然以毒攻毒的方式需要更多系统性研究）。而在一个孩子的成长时期，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干脏活累活，培养共情与理解。想要吃肉，也应该看一下宰杀动物的情景，“粒粒皆辛苦”的体会，也需要他们参与一定的农业活动。这样，城市里办公室工作的人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下地做少量农活，一方面可以使孩子产生粒粒皆辛苦的直接经验，不要浪费粮食，另一方面也多一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更好地休息。这样身体与心理的健康可以在农业的参与中得到一定的提升。

农业与服务业重合的部分，随着试点与发展，也可以增加新的不同的环节。比如一小片菜园的全环节参与，从而获得一些实践的知识。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觉得知识很重要，但是实际上知识是学不完的，比如精细结构常数是1/137,似乎再也没有被用过。初高中生物知识较少涵盖农学有关的知识，更多是现代生物学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比较抽象，已经被前人总结过了。所以如果可以全环节参与的研究，或许只是重复别人的实验，但是亲手实践得来的慢的知识（你不可能让植物在一天中发芽开花结果），或许也能培养耐心，和选择相关要素取舍总结的能力。又比如在数学与统计中，实验设计的想法，想要知道一些不同的因素对农作物产量有什么影响，需要借助比如拉丁方（latin hypercube）等的实验设计的概念，这些材料也可以给学生进行科普教育[6]。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的安全考量也变得更多，这些直接在农业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家理解和监督农产品的生产。

由于农作物生长有周期，所以农民的工作一般会分为农忙与农闲两个阶段。就好像便利店销售高峰时期，需要更多的收银员，而较为冷清的时间，工作人员会补充货架，清点存货，或者打扫清理。农业之中一般也有这样的分时解决方案，比如农闲时兴修水利，从事手工业的织布刺绣，我们经常看到农业与手工业的合并正是因为这种时间上的天然的互补性。在经济学，关于就业的分析，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缓冲。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学校通常可以作为就业时的一个缓冲：当宏观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可以吸收生源进入学校就读，缓解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问题；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学校可以候释放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这样的缓冲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稳定经济秩序[7]。所以农闲的时候可以采取更多吸收城市人群进行旅游、娱乐和消费，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农业从业人员也可以在农闲的时候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与培养技能，从而可以转向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民所需投入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休闲的时间增多了，他们会需要更多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消费需求，那么间接地增加了经济增长。同样的，当一些新型的农业与服务行业的结合，产生的新的消费需求，可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民的再就业，这些措施对于经济的整体发展都有正面影响。而在农忙农闲的缓冲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培养与技术能力的教授，可以整体提高劳动力水平，辅助现代农业的发展。

引用文献：

[1]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二章，经济趋势，1912-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西奥多·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4-75页。Theodore 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74-75

[3]刘燕穗与李育恒（音译），振兴世界的乡村，自然，548卷，275页，2017年。 Liu, Yansui, and Yuheng Li.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vol. 548, no. 7667 (2017): 275.

[4] 珍妮弗·卡珍-法兰克，毒药或治疗，科学，362卷，278页，2018年。Couzin-Frankel, Jennifer. "Toxin or treatment?." Science (2018), vol 362. p.278

[5] 艾丽卡·冯·木提乌斯和多纳塔·弗切利，农场生活：对儿童时期的哮喘与过敏的影响，自然评论免疫，10卷，861页，2010年。Von Mutius, Erika, and Donata Vercelli. "Farm living: effects on childhood asthma and aller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10, no. 12 (2010): 861-868.

[6] 马希文，数学花园漫游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P53-58

[7] 西奥多·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Theodore Schultz,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age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