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分别拥有一个苹果与一个橘子，在交换以后似乎只是橘子换成了苹果，并没有增加新的水果。这个比喻或许是一些人对同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保留态度的原因，觉得并无助益。增加水果产量更加重要，但同时，如果把苹果橘子对半切，各交换一半，每人可以分享到两种水果的不同美味。对苹果橘子物物交换比喻的破解尽管看上去有些机智，但是需要在现实中给出具体的措施与例子，才能说服别人，需要开发一些更加经济的有助益的科教交流与合作。

当考虑科教中的交流合作时，根据地位的高低，可以分为强弱两种，与对方的合作便可以分为强强，强弱，弱强，弱弱合作四种。从自己所处的角度来看，如果对方更强，以强者为师总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如果对方偏弱，比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教合作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怎样的进步呢？大学排名常常第一的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关于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的目的大致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学术休假的目的是能够帮助提升教员的学术成就或增强学校的声誉以及其他有益于学校的形式”。[1] 增强我国的科教的声誉并不是最终目的，但是声誉带来的影响力，可以在进行一些合作时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肯定。

在老龄化的社会，一些村庄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所以人们迁徙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搬离故乡，但是地理上的邻邦与邻国关系则是无法搬离或改变的。中国陆地边界线最长，而邻国数量则与俄罗斯并列世界第一。与我国接壤的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帮助邻国更好地发展起来，不仅仅是“兼济天下”的理想，更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责任与义务。“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维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很有问题的。比如我国清洁能源比重增加，但如果邻国依然大量使用煤电厂，那么空气质量的提升便无从谈起。类似的，疾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等都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才能解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想使分歧的双方持相同意见，可以使用武力让对方屈服（横暴权力），也可以说服对方而使之心服（同意权力）[2]。和平年代，想要国与国之间进行协作解决问题，必须加强民众层面上的交流，通过内在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达到心悦诚服的结果，而科教的合作便是实现这种深层次交流的重要方式。

科教中人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才交流中的资金与费用当然也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有多种不同的激励手段可以促进人才交流。1）良好的自然条件的可以促进合作交流。比如中国的大学在冬天天气太冷，或许可以去温暖的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等过访问半年；泰国、越南等夏天太热，可以在中国北方凉爽天气的大学中访问半年，通过气候假期的方式（避寒避暑），支撑了长期的合作与交流。当然类似南美洲、大洋洲的反季节等交流也可以利用自然条件的互补性可以补贴资金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发掘其他的非经济手段的激励因素。2）年轻人才并不追求稳定的生活（或物质收入），更加专心研究一些科教问题，也追求一些历练和旅行等不同的见识充实人生旅途。这样也可以在较低成本下完成交流合作。青年人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时期的联系与友情可以持续发挥着影响。作为资金的补充，我们也可适当减少企业私营单位出国考察费用的退税或公务人员短期的出国调研的申请；因为语言的局限，短期考察一般需要翻译人员和其他随行人员，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可以节省下来补贴青年人才的交流。另一方面，短期考察得来的经验与观点也可能相对浅显，而不同国家年轻人之间的长期交流获得的体会可能更加深刻。长期交流可以展现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展现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减少隔膜，一些交换见闻可以通过约稿的方式采编在媒体发表，以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或许比短期考察更加有效与深入。

有一些人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有所欠缺，在国际合作时是对对方进行经济补贴的行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向发达国家派送留学生的措施，和培养优秀人才的规划。比如，泰国在科研中也投入了很大的资金，资助学生去欧美名牌大学留学，学成以后在泰国的从事科教工作。我的博士同学所在的泰国研究中心，不乏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的归国人员。欧美等国家有大量的优秀大学、研究院所，所以不同大学教员或研究人员的合作的物理距离也并不远，然而泰国的邻国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所以缺少资源进行高质量的学术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泰国虽然经济发展不错，但依旧不是高收入国家，在研发的基础设施、大科学工程等方面仍有不足。这样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留学的优秀科研人才回国以后遇上瓶颈，难以持续地产出一流成果。中国的一些科研优势，可以进行互补。中国的已经建设了不少的大型科研设备装置，而且展现出了在硬件设备方面的投资高于人才的薪酬的特征。“用于支付研究人员薪酬的预算上限常常较低，一般为10%到15%，而设备和实验材料的预算上限则高得多。在大多数科研制度成熟的国家，人员薪酬的预算分配更有弹性，甚至有可能占到 研究项目直接费用支出的一半以上”[3] 当我们适当提高人才薪资时，也可以用一部分用于进行国际科研合作交流，因为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都有折旧，促进国际合作与设备的使用率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

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才来中国学习交流的经济成本不高，只需高于出发国的薪资水平即可；反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薪资与用人成本高于接壤的邻国，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的青年人才更倾向于去发达国家交流，而非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便可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派出青年学生的进行交流合作的一个考量。一些农村或者较为贫困地区的人，或许由于家长与老师的英语水平有限，去英美国家留学时英文水平比不过大城市成长的学生，而觉得懊丧和失望。但是如果考虑一些小语种的学习，大城市、县城、农村的学生在同一起跑线，反而竞争更加公平，也更有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些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邻国可能像十几二十年前的我国一样，有高增长潜力，有一些好的创业机会，对于愿意闯荡的青年，在习得语言以后值得拼搏。当然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高收入的行业，也有不少机会，年轻人可以综合分析以后取舍选择。从统计数据的角度而言，我国经济越是发达地区生育率反而更低，在两个或者多个孩子的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可以接受一些国家的补贴去发展中国家去闯闯，这样对自身家庭养老有关的强健性也有一定的补充。

处于弱势地位时，虚心求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但若处于强势低位时，需记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对方可能有较强的自尊心。在清朝末年与民国之初，在寻求一些外国资本时，“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4]。经过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帮助邻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科研工作者[5]，共同进步。发展中国家学者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科教合作以后，因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脑力流失，而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青年人才在中国留学科研合作，本国不必担心脑力流失。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国家合作时，投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研究院所与交流中心，在对方法律管辖下，更能通过透明性获得互信与支持。舒尔茨在《转变传统农业》中提到，在寻求非盈利机构的帮助，从而寻找农业发展的新要素时，“一个贫困国家可以考虑吸引一些外国的机构进入，比如，一个基金会，一个友好政府或者联合国的机构给予技术支持。但是大多数时候，一个贫困的国家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机构去完成这一任务”[6]。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主要分布在德国，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分所。一些互利的机构，比如教育研究中心，医学研究中心可以作为优先合作的选项。科教合作的初期，中国可以通过合资的形式建立研究所，提供资金与人才，随着时间逐渐从主导方转变为协调方，通过透明的合作增加互信。甚至可以考虑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促进更多的文化交流，减少单个国家与大国合作时的压力，比如与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建设一个ASEAN+1的交流机构，而在我国的华南或者西南地区的某些大学建立一个东南亚的科教交流中心。这样的一些多元化的氛围，可以减少弱势地位国家的一些担心，而推动更加密切的合作。。

在科教的交流中，不同的意见不仅可以使得考虑的方向更加全面，更可以互相辅助促进彼此的理解。用流行的网络语来表达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与“何不食肉糜”的一些观念交流，可以帮助找到一些适中的解决方案。泰国的教育资金投入很大，但是在一些教育产出的衡量指标中却比较低，这一现象被一些人称为“泰国教育悖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过于追求大学院所数量忽略质量，在教育的行政与辅助人员的资金投入过高，在大楼等建筑的过多重视影响了教与学上的资金投入等等[7]。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科教合作，可以找到我国的教育科研中的一些问题与解决方法，促进彼此的共同提高。

引用文献：

[1] 终身教职教员的学术休假，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目的。Sabbatical Leave for Tenured Faculty,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urpose:

https://www.hsph.harvard.edu/faculty-affairs/faculty/sabbaticals-leaves-of-absence-and-clock-extensions/sabbatical-leave-for-tenured-faculty/ 2021年4月30日最后访问

[2]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p.73-78，无为政治。

[3] 自然出版集团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2015年11月，www.naturechina.com/public/upload/pdf/turning_point_cn.pdf,p.6 2021年4月30日最后访问

[4]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十二章，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p7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戴维·赛兰诺斯基，作为600亿美元发展中的一环，中国将训练非洲的科学家，自然，562卷，2018年，p15.  Cyranoski, David. "China to train African scientists as part of $60-billion development plan." Nature vol. 562, (2018): 15-17.

[6] 西奥多·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Theodore 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p161.

[7] 福莱与毕（音译），泰国教育改革的演化：泰国教育悖论，教育行政期刊，51卷，p290. Fry, G.W. and Bi, H. (2013),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ailand: the Thai educational paradox",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Vol. 51 No. 3, pp. 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