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与强度变化对全社会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巨大，据统计，仅在1991－2000年的十年里，全球每年受到气象水文灾害影响的平均人口数为2.11亿，它已超过了因战争冲突而受到影响的总人口数的7倍。其中,亚洲是遭受自然灾害袭击最为频繁的大陆，在1990－2000年期间，该地区自然灾害占全球所有极端气候事件的43％。而全球气候变化及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过去40年中已上升了10倍。以美国90年代为例，天气气候极端事件使该国平均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50亿美元之多。1998年中美洲地区由于Mitch飓风产生的洪水和山崩曾导致一万人丧生。同年中国长江中下游的特大洪水也造成了上千人和上千亿人民币的损失。研究表明，若夏季出现连续数日最低气温超过摄氏30度，由于热强迫所导致的人类和饲养动物死亡率和发病率就会呈指数增加，从理论上说，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问题，并不仅仅是由气候极端值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对于天气气候极值的某种非线性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气候的频发对于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于自然气候系统本身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反馈效应，加之社会和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才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发生。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40年代，每当飓风活跃季节，当时侵袭美国海岸的飓风非常频发，但其对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相比于50年代以后至今的各个年代而言，却并不是很突出的，尽管飓风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并不一定逐年呈上升趋势，但飓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有年年增大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口和社会基础设施不断增加，导致各地对于灾害的承受力相对下降，最终必然使得人类社会和环境及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反而增加了。不难想象，在某个沿海地区, 若是人口稠密且经济发达，热带风暴频率增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人类生命与经济财产损失）必然要比人口稀少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巨大。近年来，东、西两半球多次遭遇的热带风暴所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其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类似的例证举不胜举。例如，1983年夏季，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导致大范围谷物减产；同年冬季的霜冻又使得佛罗里达州许多树木死亡。而在2003年夏季，几乎席卷整个北半球的高温事件，曾造成各地出现严重的旱灾和热浪，尤其是造成夏季死亡率上升，相当惊人。大多数地区的历史气象记录表明，当年高温事件的强度、持续性和频率均为历史所罕见，几乎波及整个欧亚大陆各国。据报道，法国西南部6月平均气温比历年高5-7℃，，瑞士6月平均气温创250年来的最高记录；7月10日英国伦敦气温高达摄氏38.1度，打破了1990年创下的高温记录（摄氏37.1度）。德国各地更是高温频频，局部地区逼近或超过摄氏40度。印度气温则上升到45-49℃，因热浪丧生的人数超过1300人。此外，南亚和中东的许多国家也大都出现了持续40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竟达摄氏44-46度之高，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当年高温使欧洲森林大火频发，俄罗斯100万公顷森林被火烧毁。严重的干旱使农业大幅减产，德国的农业损失估计在10-20%之间，意大利的损失高达20-40%，欧洲其它国家也都因此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农业损失。同年中国夏季也遭受高温干旱的严重危害，罕见的高温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同时出现了摄氏４０度以上的高温，很多县市的气温记录都创历史同期新高。所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出现其影响巨大，而现代社会和经济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也更为敏感。无怪乎近年来无论是公众或媒体，无论是决策者或科学家都在惊呼“气候是否变得更加极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