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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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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讲座(Sage Seminar)是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学术团体。其名称来自校园里的Sage Hall，倒不是这些人狂妄到自称哲人。他们每月两次聚会，由一个人讲自己的专业或其它学术发展，然后是热烈的讨论，通常从晚饭后开始，到深夜才散。
我1985年到那里后不久，就听说了这个团体。我第一次去，正是颜海平讲“解构主义”。颜海平是电视剧“秦王李世民”的作者，也算我的大学同学。但直到那天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名人。她在讲演中用了个词vector。当时我只知道这个词在物理中意为“矢量”，但她讲的内容和矢量怎么也连不上。于是我就提了个问题。她解释了以后，反问我“矢量”是什么意思，似乎对于这个词有不同含义很感兴趣。讨论的时候，她又专门找我继续这个话题。我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就受到重视，感到很对胃口，以后就几乎每次都去了。
当时参与哲人讲座的，有不少后来的名人。立时能想起的有：王绍光（现任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振勤（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第一届郭沫若奖得主，最早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留学生之一，现在经常写财经方面文章），骆宁（后来曾任学自联主席），竺稼（后来曾任摩根士丹利中国总裁），贾庆国（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杨志刚（曾任康大中国学生会主席，现在是海归长江学者）等。还有很多很有才华能力的同学，可惜我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多年来我一直惋惜，没有把当时的笔记保留下来。虽然当年的热情和兴奋还历历在目，讲座的内容却记得不多了。还有些印象的有：王绍光讲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后来出了书），竺稼讲文艺复兴的传统和创新（我听得一头雾水，终于相信自己没有文学细胞），李振勤讲多变量优化问题（我第一次听说NP复杂性的概念），黄洁讲全球变暖问题（比高尔早了二十年吧？），李松讲西方经济思潮（他当时是学生物的，后来改学经济。在华尔街工作几年后在香港开了个公司卖给了新浪，大概实现了他“四十岁退休”的理想），洛宁讲核武装（他一直对西方政治理论感兴趣，后来试图用在华人社团中，却不很成功），杨志刚讲柏杨和李敖（他酷爱读书，最大的享受就是几天不下床，醒了就读，饿了吃土豆片），楼望和讲唐山地震（他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阅历极其丰富）等等。虽然只是挂一漏万，但讲座的深度广度也可见一斑了。1987年夏天，还组织过为期一周的“复杂系统”讨论会，有十一，二篇报告，都相当专业。
哲人讲座对中国的事务也很关心。很多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体制，政治改革和文化的。不仅纸上谈兵，还付之于行动。在89年前，很多留学生（特别是学文科的）都是准备毕业后回去的。他们与国内的单位也保持一定联系。在哲人讲座中，介绍国内单位的现状，政策，趋势等也是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当时高能所开始建互联网，我们这里有些同学积极参与，在讲座中也有过热烈讨论。有一年因为延长护照的事，美国留学生与领馆发生对立，破天荒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哲人讲座在讨论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对留学工作的几点看法》，对留学生的派出，管理和回国安排等很多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渠道送到有关部门。据说曾达到国务院高层。86，87年之交时国内学生遭到整肃，在美留学生发表公开信声援。哲人讲座的几位同学参与起草班子，哲人讲座也多次讨论。89年哲人讲座对国内局势也非常关注，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我也给过几次报告。印象最深一次是讲神经网络。当时只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但一点不懂。后来听人说贝尔实验室有个研究员来我校讲过，就给他写了封信索取讲稿。他还真把透明片给寄来了（当年还没有Email和PowerPoint，更没有Google）。有了这个基础后又看了一些论文恶补，就去开牙了。在准备报告时，我按照教科书的通常做法，先给出一般理论，然后用一些例子去说明。但报告一开始，听众就提出很多问题，我才发觉那些定义，定理很难让人直观地理解。于是我就跳到后面先讲例子，再反过来和例子对照着讲理论。事后想来，幸亏这个群体有随便提问的传统，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呢。这个教训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那次报告，一个我所心仪的女孩（后来成为我太太）也被热心的同学特意邀来听讲。所以我在她那里大概也得了些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哲人讲座作为一个自发的学术团体能坚持多年，在留学生团体中也算是值得一书的篇章。毕业以后，我也遇到过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但象哲人讲座那样的群体，却再也无缘参与了。九十年代初，我曾倡议通过Email恢复活动。但也许大家都忙于事业生计，最终未能如愿。如今步入中年，通信手段也今非昔比，也许是重拾旧梦的时候了。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263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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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5年到那里后不久，就听说了这个团体。我第一次去，正是颜海平讲“解构主义”。颜海平是电视剧“秦王李世民”的作者，也算我的大学同学。但直到那天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名人。她在讲演中用了个词vector。当时我只知道这个词在物理中意为“矢量”，但她讲的内容和矢量怎么也连不上。于是我就提了个问题。她解释了以后，反问我“矢量”是什么意思，似乎对于这个词有不同含义很感兴趣。讨论的时候，她又专门找我继续这个话题。我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就受到重视，感到很对胃口，以后就几乎每次都去了。
当时参与哲人讲座的，有不少后来的名人。立时能想起的有：王绍光（现任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振勤（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第一届郭沫若奖得主，最早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留学生之一，现在经常写财经方面文章），骆宁（后来曾任学自联主席），竺稼（后来曾任摩根士丹利中国总裁），贾庆国（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杨志刚（曾任康大中国学生会主席，现在是海归长江学者）等。还有很多很有才华能力的同学，可惜我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多年来我一直惋惜，没有把当时的笔记保留下来。虽然当年的热情和兴奋还历历在目，讲座的内容却记得不多了。还有些印象的有：王绍光讲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后来出了书），竺稼讲文艺复兴的传统和创新（我听得一头雾水，终于相信自己没有文学细胞），李振勤讲多变量优化问题（我第一次听说NP复杂性的概念），黄洁讲全球变暖问题（比高尔早了二十年吧？），李松讲西方经济思潮（他当时是学生物的，后来改学经济。在华尔街工作几年后在香港开了个公司卖给了新浪，大概实现了他“四十岁退休”的理想），洛宁讲核武装（他一直对西方政治理论感兴趣，后来试图用在华人社团中，却不很成功），杨志刚讲柏杨和李敖（他酷爱读书，最大的享受就是几天不下床，醒了就读，饿了吃土豆片），楼望和讲唐山地震（他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阅历极其丰富）等等。虽然只是挂一漏万，但讲座的深度广度也可见一斑了。1987年夏天，还组织过为期一周的“复杂系统”讨论会，有十一，二篇报告，都相当专业。
哲人讲座对中国的事务也很关心。很多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体制，政治改革和文化的。不仅纸上谈兵，还付之于行动。在89年前，很多留学生（特别是学文科的）都是准备毕业后回去的。他们与国内的单位也保持一定联系。在哲人讲座中，介绍国内单位的现状，政策，趋势等也是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当时高能所开始建互联网，我们这里有些同学积极参与，在讲座中也有过热烈讨论。有一年因为延长护照的事，美国留学生与领馆发生对立，破天荒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哲人讲座在讨论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对留学工作的几点看法》，对留学生的派出，管理和回国安排等很多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渠道送到有关部门。据说曾达到国务院高层。86，87年之交时国内学生遭到整肃，在美留学生发表公开信声援。哲人讲座的几位同学参与起草班子，哲人讲座也多次讨论。89年哲人讲座对国内局势也非常关注，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我也给过几次报告。印象最深一次是讲神经网络。当时只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但一点不懂。后来听人说贝尔实验室有个研究员来我校讲过，就给他写了封信索取讲稿。他还真把透明片给寄来了（当年还没有Email和PowerPoint，更没有Google）。有了这个基础后又看了一些论文恶补，就去开牙了。在准备报告时，我按照教科书的通常做法，先给出一般理论，然后用一些例子去说明。但报告一开始，听众就提出很多问题，我才发觉那些定义，定理很难让人直观地理解。于是我就跳到后面先讲例子，再反过来和例子对照着讲理论。事后想来，幸亏这个群体有随便提问的传统，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呢。这个教训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那次报告，一个我所心仪的女孩（后来成为我太太）也被热心的同学特意邀来听讲。所以我在她那里大概也得了些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哲人讲座作为一个自发的学术团体能坚持多年，在留学生团体中也算是值得一书的篇章。毕业以后，我也遇到过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但象哲人讲座那样的群体，却再也无缘参与了。九十年代初，我曾倡议通过Email恢复活动。但也许大家都忙于事业生计，最终未能如愿。如今步入中年，通信手段也今非昔比，也许是重拾旧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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