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11期，pp96-103. 发表时题为《警惕科技迷信》，略有删节。这是原稿，略有校订，并增加了小标题。

警 惕 科 学

——读《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1]

田 松

写下这个颇有刺激性的标题，我已经能够坦然处之了。

一、负面效应何曾得到解决？

关于科学、人类和社会，常见的说法这样的：人类有需要，科学及其技术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于是幸福感提高了，社会也进步了；人类又有了新的需要，促使科学及其技术继续进步；科学及其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就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但是，在1962年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之后，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存在负面效应，成为新的共识。经过改造的说法是这样的：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这个负面效应只能并且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当然，新的技术仍然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那就由更将来的更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总的来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之“功”远远大于其“过”。并且，那些“过”还在解决之中。

这种基于未来的乐观，已经说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它使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心存希望，同时也丧失警惕，成为温水里的青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说法。恰好，这部《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为我的新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虽然这并非作者的本意。

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著作，书中冷静地介绍了一个个化工产品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苯、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二氧化硫、甲基叔丁基醚、三丁基锡防污剂……，这些名字我们大多感到陌生，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陌生而远离我们。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它们，当下的现代化生活根本就无法进行。然而，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对人类和生态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且越俎代庖，现学现卖，简单地讲其中两个。

先讲苯。

与其它名词相比，这一个我们多少熟悉一点儿。它有一个知名度比较大的科普故事：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醒来之后悟到，苯的分子结构是个环。这个故事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和科学发现的神奇，也暗示了苯的重要。但是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有什么后果，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在2005年11月，大量液态苯直接泄漏到松花江中，我也只知道江水被严重污染了，不知道具体的后果。

苯在这本书里占了一章。1910年代初期，苯的第一种主要用途被发现：在橡胶行业做溶剂。“一战”期间，炸药制造需要甲苯，其产量大增。战后，苯作为溶剂，大量用在人造革、橡胶、胶水制造、制帽、凹版印刷、油漆、粘合剂、涂料、干洗、汽车制造、锡罐头组装等行业之中，也越来越多地用在有机物合成、石油制品生产、发动机燃料等领域。（64）反过来，如果没有苯，这些行业的生产都将无法正常运行。现代化的生活逐渐地建立在这些行业之上，建立在苯的存在之上。

但是，苯对人的伤害从1897年就被发现了：瑞典从事自行车轮胎制造的年轻妇女再生性贫血；法国从事干洗业务的年轻男子大出血。（64）从那时起，苯就被认为是能够损伤骨髓的剧毒物质。长期接触苯会导致白血病、再生性贫血障碍等疾病。然而，苯依然被大规模地使用着。20世纪初，苯中毒案例大量出现。1923年一份报告说，一些人在找到第一份工作数周后，就被诊断出苯中毒；有些人上班仅几个月，就去世了。（65）

此后，关于苯中毒的案例越来越多。虽然也有人建议采用其它物质作为溶剂，但实际上，管理者只在量上不断地加以限制。1946年，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建议，工作场所的苯暴露量限度为100 ppm，1947年这个数字降至50ppm，1948年降至35ppm。然而，1948年，美国石油研究所出版的一份文件中说：唯一绝对安全的水平就是零。（66）

199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发表了关于暴露在苯中的中国工人的一系列论文，“通过直接观察，它们还证明了即使是很低的平均苯暴露量（比如大约1 ppm）也会带来很高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相对风险。”（79）

苯不可能被取消，因为一直被我们歌颂的方便的现代化生活，就是建立在类似于苯这样的物质之上。

1987年，美国劳工部新的苯标准为1ppm.

2001年，人们又意识到，汽油中含有苯！这意味着，不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能与苯有密切接触，在汽车跑过地地方，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86）

显然，在苯这种东西的具体应用中，实际发生的过程并不像科学主义者所描绘的图景那样美好——后来的新技术解决了早期技术的负面效应，我们只是看到它的安全生产标准在不断调整，而已！它已经导致的负面效应，当然无法解决，你不能让一个苯中毒而死的人再活过来。对于它继续导致的负面效应，管理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因为它是当下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业文明的战车开到那里，苯就会跟到哪里。这时我们会听到很熟悉的台词：“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大局，只能做出局部牺牲。等将来有了新技术，就好了。”

再讲甲基叔丁基醚。

这个名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自然也毫无了解。由于它的陌生，人们也许会认为，它距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其实，它和苯一样，无处不在。它最主要的用途是替代汽油中的铅作为引擎抗爆剂。这是后期技术取代早期技术的一个例子。

铅的毒性在古希腊就被认识到了，但是，铅一直被用在汽油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人们也曾自我安慰地制定一些量的限制，并相信在这些量之下是安全的。不过现在好了，有了甲基叔丁基醚这个新材料之后，汽油中的铅可以取缔了，可以宣布技术的进步了。那么，结果如何呢？

这个新材料最初被认为有很多优点。比如“价格低廉，易于制取，具有良好的传输和混合特性”。“能在炼油厂里制得；很容易和汽油混溶，不再分离，其混合物还可以通过现有的管道进行传输”（223）；能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减少一氧化碳以及形成臭氧的前体物的排放（225）。

1970年代，甲基叔丁基醚开始在欧美进行商业生产。1995年，甲基叔丁基醚是美国生产的第三大有机化学品，年产量约为800万吨。1999年，全世界年产量约为2140万吨，当年欧盟地区的产量约为330万吨。（224）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好处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多，更糟糕的是，与它的前任——铅——一样，甲基叔丁基醚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1990年代之后逐渐确认，这个高科技成果能够诱发癌症、哮喘等疾病（228-232）。由于它“高度的水溶性、流动性和持久性”（227），在它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从发动机的汽缸中跑出来之后，还会长期稳定地存在，到处游荡，遇水而溶。于是导致地下水污染。好在这东西有味道，很低浓度就能被人察觉。一旦水源中的甲基叔丁基醚超过了某个阈值，水源就彻底不能用了。在丹麦，这个阈值被设为180微克每升，而在加利福尼亚，该阈值低至5微克每升。（227）

与苯类似，科学共同体和管理者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设定其容许被检测出来的最低限额，而不可能取消这种物质的使用。“没有别的办法”！

显然，在甲基叔丁基醚的发明、应用过程中，同样不符合那种一厢情愿的美丽图景。一方面，它对环境和人的健康所造成的伤害还在继续，另一方面，它的前任铅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没有随着它的使用而得到解决。

这样的化工产品比比皆是。在这本书里，还专门说到了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三丁基锡防污剂等。具体过程与苯和甲基叔丁基醚都惊人地相似。人类当下的生活都建立在它们之上，科学共同体和管理者明知它们会导致环境问题，会对人身健康造成损害，但只能不断地规定最小限量，而不能根本上取缔。

这才是科学技术产品在当下工业文明社会中实际被使用的情况。

二、总体评价的逆转

曾几何时，人们“享受”着这些产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庆幸自己生活在科技昌明的时代，然而，有多少人具体地知道这些产品所导致的问题？人们心存侥幸，不断弱化问题，寄希望于未来更高的技术。人们也会自我安慰：只有少数产品有问题，大多数产品是好的。然而，一旦我们把各种高科技产品逐一排列出来，就会发现，有问题的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大部分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仍在继续，仍在恶化！并且，一直在产生新的问题！

所以，一个讲起来更加顺畅的新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科学技术对于生态和人类的危害是内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总体而言，它的负面效应并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而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对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否功大于过，恐怕是个问题了。

自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算起，五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自1990年代，中国普遍地接受了环保的理念算起，二十年来，中国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于中国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无论估计得多么严重，都不会过分；对于全球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无论估计得多么严重，也不算过分。

对于科学技术的功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总体评价。

三、为什么负面效应是必然的？

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现在普遍应用的科学之技术，都来自数理科学。数理科学的机械自然观与自然本身注定是有冲突的。科学及其技术的力量越强大，冲突越激烈。

数理科学的代表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它建立在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世界图景之上。牛顿时代有种说法，“上帝是一个钟表匠”，整个宇宙被看成一架机器，由一系列机械连接的构件组合而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这是机械论；这架机器可以分离、拆卸、也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这是还原论；只要掌握每一个部件的细节，就可以对整个机械的运行做完全确定性的计算和预期，这是决定论。按照这种机械自然观的世界图景，整部宇宙机器的运行遵循既定的、统一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能够被人获知，写成数学方程；这些方程可以计算。数理科学试图通过计算，对大自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言。进而，通过其技术，直接对自然进行干预。于是，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大自然失去了其曾经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人类则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数理科学不仅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机械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进步观等），还提供有助于资本流通、增殖的技术。反过来，社会也对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然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技术与大自然有着根本上的冲突。数理科学的实际操作方式是：从自然之中切割出一个局部，忽略这个局部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联，建立理想化模型，再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个局部，此所谓科学规律。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人们把基于实验室的科学技术强行应用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实验室化”），必然要对自然的整体性进行破坏。大自然也不会甘于“被”的命运，在整体上不会服从人类从局部的简化的自然中获得的规律。人类行为在长时段导致的后果，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如果我们从有机自然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当下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描述。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各种生物共同演化，彼此相连，地球上的物质相互转化，达成动态平衡。从寒武纪算起，生命的历史大概有五亿年，生物圈里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则有五亿年之久；从人类出现算起，也有大概一百万年。

在传统社会，人类所用的材料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物质，从自然中来，也能回到自然中去。进入工业文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造的物质。尤其是在化学工业产生之后，人类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的化学组成。而这些人造的东西，比如本书所描写的苯和甲基叔丁基醚这样的物质，从来不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也无法正常地加入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并且必然会干扰和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物质循环。

人类目前大量生产的化工产品，有些是自然中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在大自然中只以特定的量存在于特定的场合。人类的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人类的身体之中，也没有消解这些东西的酶；大自然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消解这些东西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它们注定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环境，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

一项科学的技术在应用之初，它的好处是当下可见的。而其负面效应则很难马上就被人知晓。原因大致如下：有时候，负面效应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有时候，负面效应是分散的，并不集中表现为单一的效应，难以找到责任者；还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与正面效应的享受者不是同一个人群，比如享受者是城市白领，承担者在生产第一线；更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并非是人，而是自然环境，不会说话；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承担者尚未出生，因为其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由于负面效应显现的迟滞性，它一旦显现，就已经晚了。并且，一经显现，就不可逆。

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对科学的态度，自然而言地要发生变化。

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当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不应该是歌颂，而应该是警惕。惟此，才有可能把科学及其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阻拦在其尚未发生的时候。

四、出路？

这本书有意识地列举了十二个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称之为十二个迟来的教训。除了一个个化工产品，还介绍了过度捕捞、辐射、美国大湖区的化学品污染等问题。这本书虽然意识到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严重性，并提出了“向历史学习”，“预防原则”等观念。但是，这本书仍然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和技术，试图以加强监督等方式，减少、预防科学技术负面效应所导致的危害，“帮助人们预见代价高昂的后果、实现技术创新利弊影响之间的更好平衡、以及减少‘意外事件’的糟糕后果”（402）。在我看来，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反思和批判还不够彻底。尽管如此，这本书提供的丰富的资料，足以让我们突破此书自身的思想束缚，在根本上认识科学及其技术的内在问题。

运行了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已经是百孔千疮，试图保留其内核，对社会结构修修补补，不能挽回人类文明灭亡的命运。人类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内在属性有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

2011年12月6日

2012年1月5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12年1月18日

Ocean Park Hotel, CA

2012年1月27日

Sunny Yard, Berkeley

2012年8月4日

北京 向阳小院

[1] （丹）波尔·哈勒莫斯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文中括号内数字为该书页码。本文原为应邀为此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