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周末吃过午饭，我会陪女儿看一会儿动画片。三四岁孩子看的动画片，情节简单、粗糙甚至荒谬，我完全没有一丝兴趣。但我总是装做兴致勃勃的样子，时不时还点评一番。

有几次我开组会，听博士生介绍研究进展，看到那些建立在低级错误上的长篇阐述，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把他们的脑壳掀开，看看有没有儿时被滚水烫过的伤痕。但我都忍住了，在指出错误的同时，还不忘假惺惺地说几句“以前我们也这样”等等宽慰的话。

有一次我陪着一个老师去谈项目，席间领导强灌了他不少酒，中途他上厕所，我怕出意外，跟着去了。他哗啦啦吐了一大通，给我说胃难受的不行。回到包间门口，他整整衣装，又一脸媚笑地走进去，一边给领导敬酒，一边夸领导英明。

……

毋庸置疑，真相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谎言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维系必不可少的元素。有些谎言是表达善意的，例如医生对病人、父母对子女；有些谎言是维持秩序的，例如职场之间、官场之上。

今天读者手中这本书，却在试图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利用人类行为中的“诚实的信号”，让谎言无所遁形。本书的作者Alex Pentland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世界顶尖的学者，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主任。我看过他一本名为《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的书，和他合写过一篇题为“Collective Learning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论文，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交道。读了这本书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他的实力和野心。

Pentland小组通过名为“社会化测量仪”的随身携带的传感器（可以是安装了专门软件的手机），记录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面部表情、手势姿态、声音韵律、交流对象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Pentland小组能够捕获我们自然流露甚至无意识流露出的“诚实的信号”。Pentland小组发现，即便完全不知道交流的内容，也可以利用这些信号判断一个人是否对相亲对象有兴趣，是否拿到一幅烂牌却虚张声势，是否有诚意考虑员工升职加薪的要求，从而可以很好的预测从扑克游戏、商业谈判到相亲活动的结果。Pentland小组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即便我们知道了内容，预测的精度也不会提高多少。

既然Pentland小组能够识别扑克游戏中的欺哄讹诈和相亲活动中的虚与委蛇，那么这个技术自然也能够用来识别我们生活中的谎言。事实上，Pentland在书中称，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打造“社交假肢”，可以用来采集自己和他人“诚实的信号”，并通过及时反馈改善一个人的社交能力。Pentland提到了一些有趣的应用，譬如可以提醒男士要注意倾听自己妻子的讲话，那么显然，一个升级的版本应该可以提醒男士目前他的妻子正在撒谎。以前有一个段子说：“治愈婚后夫妻没话好说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他们交换手机——然后话就多了”，现在看来，手机都不用交换了，只需要两个人都装上“社交假肢”。

没有了谎言的社会一定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我们有时候明知道是谎言，却连故意装糊涂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你的“社交假肢”已经嘟嘟嘟报警了！

这本书的野心还不止于此。Pentland认为发明“社会化测量仪”是可以和胡克发明显微镜相提媲美的，后者让我们看到人类是由一些活着的微小细胞组成，与其他生物别无二致。Pentland在书中指出：“正如光学镜头把我们从造物者的神坛赶下来一样，我们会发现人类与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那种理想化的、理性的生物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种有意识的个人思维是决定人类行为核心因素的想法，可能会同早先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心的想法一样愚蠢。”我不得不说，“社会化测量仪”的发明不可能在科学史上获得如此高的地位，一是因为这来源于一系列成熟技术和方法的融合，并没有颠覆性的技术突破；二是因为人类早非Pentland描述得那般愚蠢和偏执。但是我不得不钦佩Pentland的格局和野心，或许这也恰好是很多最终走向平庸的科学家所欠缺的。

尽管我认为Pentland的野心有些过度，但是他所希冀建立的可以应付全球变暖、疾病传播、文化冲突等重大可持续问题的“可感知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感知的社会”的硬件基础会率先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可以更有效的组织资源，建立数字化的城市。我非常期望中国学者能够贡献创新的理念和方法，领军建设Pentland心目中理想的“可感知的社会”。

我猜测Pentland的研究受到过很多来自数据伦理的质疑和指责。我做过一些类似的行为数据的研究。例如2018年的时候，我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篇题为“Orderliness predic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ehavioral analysis on campus lifestyle”的论文，用学生刷卡数据预测考试成绩。尽管我们用了很严格的方法保护学生隐私，但是文章一发表，西方媒体（例如《科学美国人》和BBC）骂声一片。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之前就料到会这样，但是科学家的好奇心让我忍不住要去探索藏在人类行为背后的规律和指向性。或许有一天，有一个面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权威的伦理委员会，会告诉我们这方面研究的边界是什么——到底哪些研究该做，哪些研究不该做。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省心一些了。但是，在我内心，我又不希望有这样的伦理委员会存在。可以说我一边在批判Pentland的研究，认为他们团队发展出来的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且负面的冲击，一方面又羡慕和嫉妒他们取得的成果——显然，如果我有机会作这样的研究，我也不会忌惮留下骂名。或许，这是科学家普遍的心态，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原因。

用四个短句总结一下：如果我有权力，我一定会禁止这类研究；如果我有条件，我一定会开展这类研究；如果我是学者，我一定会跟踪这类研究；如果我是读者，我一定会反复咀嚼这些结果。

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