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发生大地震令人震惊和悲痛。我也想起了32年前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我的二姐。二姐为人善良，与我关系尤其好，在经历了内蒙建设兵团的多年艰苦生活后刚刚回到北京，因为去唐山访亲而不幸遇难。这是我人生中最早经历的死别。我非常理解丧失了亲友的人的痛苦心情，如果能够预报地震，避免人员的伤亡该有多好。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地震预报并没有明显的进展，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地震本身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是无法完全准确预报的 （这里要说明，我所说的地震预报指的是临震预报，也就是能把大地震时间限定在某个很短的时段内因而可以组织人员疏散的预报，不包括那种预言“某某年可能发生大地震”的“预报”）。有些地震在大震前有多次小震，有可能做出一定的预报，但很多地震则并非如此。因此，养成依赖地震预报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必须以平时防范为主。这次地震之后，很多人骂地震局没有预报，甚至科学网这样一个以科研人员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网络上也是如此，这说明我们现在对地震预报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

熊蕾先生转发的去年Science 上登载的关于中国地震预报的文章提到，中国与西方地震预报有很大不同。西方的预报，主要思想是通过对地震物理机制的预测，因此最重要的是地应力之类的数据，而中国预报则往往是根据经验资料试图找到一些经验规律，无论是地电阻也好，地下水位也好，地温也好，所有能测的东西，不管物理机制如何联系，反正先分析一下再说。这个特点在我所熟悉的天文学中也可以看出来，我国的研究有很多是统计分析，而真正联系物理机制和理论基础的研究比较少。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联系物理机制的研究对知识储备、理论基础等要求较高，入门较难，我国很多学科起步较晚，选取统计分析入手较快。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我国的思想传统有点关系。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所谓“天人合一”，觉得万事万物间都有联系，自然界中可能存在着种种神秘的未被人们认识的联系，因此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缺乏物理机制的经验预测。

中国和西方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说各有其优劣，这里限于时间且不多讨论。中国的预报方法有其特色，这在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可以体现出来，也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但是，中国的这种思维的确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容易使人们对地震预报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觉得一定有什么办法能预报（西方人如果觉得物理机制上有不确定性就会放弃对准确预报的期待）。可以预料的是，这次大震之后就会有些人出来说自己成功地预言了这次地震，只是没被重视－－但是，即便这一次真的成功了，下次是否一定能成功？而且，如果其他方法不行，有些人甚至还会寄希望于一些神秘现象。比如，在这次大地震后网上就开始炒作所谓癞蛤蟆搬家事件，甚至连科学网上的一些网友也认为以后应该靠动物异常来预测地震。其实，即使到现在，也很难说这次癞蛤蟆搬家到底和地震有没有关系，因为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动物异常现象。也许有的动物能感受到人耳听不见的次声波、超声波，但在今天，其实也可以用仪器探测次声波、超声波，类似的，还有诸如地磁、地温等有可能影响动物，但这些也都可以用仪器监测。认为动物比人更能准确地预报地震是没有根据的。动物异常现象无论从机理上还是从实际应用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实际应用。如果我们从这次地震吸取的经验就是应该用动物来预测，恐怕以后我们还会吃地震的亏。

我认为，我们真正应该从这次地震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是哪种预报方法灵哪种不灵，而是从根本上认识到，预报成功是少数的例外，我们应该感谢这些预报，但未能预报才是常态。因此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预报成功，而应该在平时就做好准备。四川是地震多发区，国家对房屋建筑有一定的防震标准，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小学房屋却在这次地震中倒塌？受灾严重的几个县，为什么就没有一部海事卫星电话甚至无线电通讯装置？如果有了这些装置，那对查明震情将会有很大帮助。说白了，尽管现在到处都有防灾预案，但很多不过是走走形式，由秘书等并无实际抗灾经验的人编写，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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