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星图（或称敦煌星图甲本，以与现存敦煌博物馆的另一较小星图即敦煌星图乙本相区分）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星图册。法国和英国学者Bonnet-Bidaud, Praderie和Whitefield今年在Journal of Astronomi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12.1: 39-59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The Dunhuang chinese sky: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oldest known star atlas”, 介绍这一星图，本周他们将此文贴到了预印本文库上，文献号为arXiv:0906.3034v1 [astro-ph.SR], 可从 http://arxiv.org/abs/0906.3034 下载。

这一星图为一纸卷，长3.94米，宽0.244米，被斯坦因带到英国，但起初并未引起注意，1950年代初为李约瑟和陈世骧首先发现并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加以介绍。此图册有手绘十二时角星图各一幅，北极区星图一幅，展示了从中国可见的整个北天星空，另有云气图25幅，附占文，星图后还画有一电神。

传统的星图的画法是画成一围绕北极的圆图，但如此则离北极较远处变形较大。本图将北极附近（约相当于赤纬50－90度）单独成图，距北极较远处则分成十二幅（称为横图），这也是现代星图册的做法。李约瑟及席泽宗都强调其绘制方法类似墨卡托(Mercator)圆柱投影法，但远早于后者。（但我发现这一点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如薄树人、陈美东等认为此图上并无坐标线，因此不宜过度推崇其科学价值，见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p.391,科学出版社2003）。本文作者使用大英博物馆提供的高精度扫描图象，用两种圆柱投影法（纯圆柱法和墨卡托圆柱法）拟合其十二横图中可辨认的亮星的位置，用两种方位投影法（等距离投影和透视投影）拟合极区星图，他们确认这些星图的确不是随意画的，星的位置误差在1.5度到4度间，分别采用了圆柱和方位投影法，但具体方法是纯圆柱还是墨卡托，是等距还是透视则不明显。不过，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统计分析并不是太有说服力，我还是更倾向于薄、陈等人的观点，此图在画法上是有创新，但恐怕未必使用了定量化的投影方法。

关于星图中星的数目，席泽宗认为是1359颗，潘鼐认为是1332颗，薄树人认为是1348颗（见以上引的陈美东书）。本文作者数出了1339颗。有些重叠以及有些点没有画圈造成了一点不确定性。

李约瑟在他的书中将此星图绘制时间定为公元940年左右（五代），但并未给出理由，在其未发表的手稿和文件中也没有相关的笔记。马世长(1983)根据星图中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民”而未避讳唐睿宗李旦（710-712在位）的“旦”字，也未避讳武则天(684－705在位)，将此图的年代定为705－710。不过，Bonnet-Bidaud 等人认为，李旦684年曾暂短在位，尽管此后他让皇帝位给武则天，但此后仍应避讳，因此他们认为本图年代最晚为684年。另外，潘鼐指出云气图的占文段落中有“臣淳风言”，因此本星图的原作者很可能是李淳风(602-670)，当然此星图可能是抄本而未必是原作，本文作者据此认为此星图最早应始于李淳风开始活跃的时期（650－670），因此他们把星图的时间定为649－684。此外，电神帽子的风格与中唐相一致，与这一时间段是相符的。

作者也根据星图本身定时间。由于地球的进动，地球北极会围绕黄道面极轴缓慢转动，因此每个时期的北极和天赤道的位置是不一样的。Bonnet-Bidaud 等人分析了星图，星图的精度不足以准确确定赤道的位置，但根据北极区图可以定下北极位置，相当于公元650年左右（奇怪的是图上没有画北极星，尽管此图上确有一些错误，但这一点不可能是疏漏或错误，而可能是某种忌讳）。另外，作者提到，未来可考虑用碳－14同位素法测定其年代。

作者对星图为什么会被送到敦煌进行了讨论，但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云气的部分显然是占卜用的，他们猜测天文部分是用来帮旅行者或兵士识别方向的，但又认为这么珍贵而敏感的材料不可能做这一用途。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考虑两者都是供军队将领或政府官员占卜之用。 不过当然，在有更多证据之前一切都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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