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飞兄找到了我们当年与吴健雄先生的合影（见鸿飞兄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4571),

这对我来说真是弥足珍贵，其实我也只有幸见到过吴先生几次。

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物理所，是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那次是举行个什么仪式忘了，印象比较深的是杨振宁先生也出席了，会后他和吴先生亲切交谈，从他们的谈话我得出的印象是他们也很多年没见了。那一次我只是在人群中瞻仰了一下吴先生。



第二次也是我唯一一次与吴先生交谈是九四年秋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念研究生不久。哥大物理系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在系办公室对面的小会议室里有一个下午茶活动，秘书烧好咖啡和泡袋装红茶用的热水，摆些小饼干，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就会陆续来喝咖啡、聊天，交流一下，持续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离去，顺便还可以打开旁边的信箱取走自己的信。很多退休的老教授喜欢趁这个时间来取信，可以遇上熟人。吴先生那时早已经退休了，因此每周只有一两天趁这个时间来拿信。那次我看到吴先生就走上去自我介绍是刚从国内来的研究生，于是和她谈了几分钟，事后一直站在旁边的一位美国同班同学很羡慕地问我谈了些什么内容，因为他也很仰慕吴先生，很想和吴先生聊几句却没有机会，而我们这次聊的时候用的是中文，他虽然就站在旁边却听不懂。他哪里知道，我们这次谈话并不很顺利。



吴先生说话声音不大，而且有很重的江苏口音，而我的耳朵一向不太灵光，所以要在嘈杂的tea time 谈话声中听清楚就不太容易，有好几次我不得不请吴先生再说一遍。吴先生先问我来自哪里，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来自南京大学的同学，可以看出吴先生对母校是有很深感情的，但可惜我们那一级只招了三个来自中国的同学，没有来自南大的，吴先生颇有点失望。聊了几句别的后，吴先生突然睁大眼睛盯着我，很严肃地说，听说现在国内来的学生都不愿意学物理了，想要转行，是么？



那个时候，物理系的高考录取分数很高，许多并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但成绩不错的同学都考物理系，学物理联系出国也比较容易。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出国，出国旅游简直闻所未闻。对于很多人来说，国外简直就是天堂，出国就是梦想，是奋斗的目标，为出国而努力简直就是为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奋争——我在新东方上课就听俞敏洪老师多次讲过类似的意思来鼓励学员。当然，那时也没有象后来的“小留学生”那样家庭富裕到可以真正自费留学的，大家出国都是争取国外的奖学金，而物理系要得这样的奖学金比较容易，所以很多学物理的同学并不真的喜欢物理。８０年代出国的同学可能还比较老实，读到研究生毕业；到我们那个时候，出国的不少人干脆只把物理系当作一个跳板，一来之后就联系电子工程、计算机、管理等等热门，联系成之后一走了之。本来，一个人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物理，换个方向也是正常的，在美国同学和其他国家的同学中也有。不过，他们选择的机会比较多，都已经上了物理系研究生才发现自己不喜欢而转系的只是个例，而且往往是那些成绩不太理想的。但中国学生则不然，那时美国各校物理系都发生大批的中国学生跳槽转系现象。哥大物理系我们上一级招了不少中国同学，一下子就有超过一半的来后第二年转系。在很多学校里，即使已经读完课程开始去实验室做课题的同学转走的也有不少，这当然给系里、给这些同学的导师造成了很大麻烦，已经安排好的助研、助教忽然短缺，甚至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课题突然中断，可以想见他们的不满。后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很多学校都干脆不再招中国学生，甚至这样的话题也在美国物理学会的Physics Today 杂志上公开讨论。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很多美国学校都对中国学生心怀疑虑，特别是很多名校录取时歧视中国男生的现象非常严重（为了保持一定的性别比，他们还是要招中国女生的）。



就我而言，我是真正喜欢物理的，并没有打算跳槽。但是，面对吴先生质询的目光，我也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知道吴先生看到中国学生的声誉受损必然是伤心和生气的。我现在记不起谈话的细节了，但谈话结束她离开的时候似乎并未释然。也许可以告慰吴先生的是，从我们这一级起直到我毕业离开哥大，哥大物理系的中国同学很少有跳槽的。当然，在毕业之后很多同学不再做物理研究，而转做其他工作，比如IT, 金融等等，但那是正常的，各国同学都是如此，没有给系里添麻烦。其实物理系的学生能做这样“实用”的工作，我想系里的老师们应该高兴才是。

 

此后我碰到过吴先生几次，但都只是点头致意，没有交谈，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吴先生，听说她病了。然后就是鸿飞兄拍了照片这一次。那是中科院授予吴先生外籍院士称号，趁她病情好转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搞一个小仪式，于是我们几位哥大的中国同学去参加凑个热闹，为此我们专门穿了西装。照片上的另一位物理系同学陈樟是我的好友，比我高两级，相貌堂堂，英语非常棒，讲课极其精彩。物理系的同学们一般在进实验室前都要当助教（做理论的进入课题研究后往往仍然要做助教），大多数中国同学因为英语的缘故一般都安排改作业和带实验课，而陈樟则被安排教课——一开始是习题课，后来好象还上过大课，作为助教他还得了一个全校最佳助教奖，这在中国同学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他研究的微扰QCD不是一个太热门的方向，所以毕业后没有继续做研究，而是去了纽约市附近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任教，很快就升任教授了。



那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仪式上中科院的代表说吴先生是第一批外籍院士。但是，接着请吴先生讲话时，她说她并非第一批外籍院士。其实，我也记得，还在我出国之前就曾在报纸上读到中科院公布第一批外籍院士名单，上面有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没有吴先生。显然，吴先生也是读到过这个新闻报道的。这时那位中科院代表忙着给吴先生解释，说她确实是第一批。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那次报上登出的名单有误，还是另有缘故，我也不得而知。此后半年多吴先生就去世了，我也参加了追悼仪式。



江先生写的吴健雄传，我觉得写的还是可以的，他收集了不少材料，甚至象吴先生的几次恋爱，这样的内容过去一般中国科学家的传记里是没有的。另外，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吴先生的性格是比较“厉害”的，这和我与吴先生仅有的几次接触的感觉倒是比较一致的。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吴先生发现宇称不守恒时的执着。在那个时代，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能够如此重视宇称不守恒这样奇怪的理论预言，放弃早已安排好的东亚之行——这是她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准备回亚洲，而且那是轮船旅行的年代，安排一次这样的旅行是相当复杂的。而她的合作者中有的并没有把这个实验当回事，还去度假了。这足以显示吴先生对物理的卓越洞见力。



总之，很高兴看到这张照片，写此文以纪念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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