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终于按照我的想法、准确及时地做出了样品。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样品肯定能成功！要尽快用透射电镜看看庐山真面目。

马上联系学校有透射电镜的单位：测试中心说仪器暂时不能用；XX学院说管电镜的人生病了；另一个学院说他们的电镜不好用；XX实验室说他们的样品还测不完，测试要预约排队，大约在秋季……

老天！学校有五台电镜，型号还都是JEM2010F，居然现在一台也不能用，而我以前还总认为有点重复购置呢！

出了样品，却上不了电镜，就好比入了洞房，却迟迟上不了床，着急呀。

对！去华北大学！他们那里也有一台JEM2010F透射电镜，而且管电镜的张教授还是我的好朋友。马上打电话过去，张教授很热情，说下午就可以给测，下午来吧。

中午吃饭时，告诉老婆说：下午要开车去华北大学测样品。老婆说，下午她要用车去火车站接远方亲戚，让我另想办法，还说汽油费都不给报销、私家车偶尔用几次还可以，但开会、接专家、测试，不管什么都私车公用，长期的公私不分，她可不同意。

在单位听领导的，在家里听老婆的，是我最近的心得。既然老婆大人要求了，就只好服从。坐出租车去吧，华北大学距离我们学校大约有45公里，往返要花200多银子，还不能报销，自掏腰包还真是有点心里疼。算了，坐公交去！

从我们学校到华北大学的公交车路线长、车辆少，好不容易才挤上车。也多亏了我的模样——一半的头发掉了，未掉的头发白了——一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小伙子给我让了座。

向小伙子道了谢后，坐下，在公交车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行进中，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且还做起梦来......

一阵喧闹声将我从英雄梦中拉回现实：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了，大喊起来。车上的一些人大声告诉司机：不要开车门，小偷肯定还在车上。

公交车司机是个结实的中年人。将车停到路边，大声说道：“哪位要是捡到这位大婶的钱包，还了就没事了。要不，我就直接将车开到派出所了！”

看见自己的话未产生任何效果，司机一动怒，就将公交车开到了临近的二郎神派出所。

派出所的警察上了车，问明原委，几次提醒后，大家的脚底下还是没有冒出个钱包。警察告诉丢了钱包的大婶，他们也没办法了，因为法律不允许一个一个去搜身。大婶激动地说：“为什么不能？小偷肯定还在车上，一个一个搜一遍不就找到小偷了？小偷就在这些人中间，你们警察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养你们有什么用？”

同车的一些人为了脱掉干系，也耽误不起时间，就不断有人说：“我们是自愿的，你们就赶紧动手搜吧，我们还要赶时间呢。”我看了看表，与张教授预约的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也附和大家说：“没关系，警察同志，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自证清白，搜身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警察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开始一个一个地搜身——结果出乎意料，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没有发现大婶的钱包。警察提醒已经绝望的大婶说：“你再翻翻自己的衣兜，看是不是钱包真丢了？”

大婶一摸口袋就愣住了！一下子就从兜里掏出了自己的钱包。双眼迷茫又很不好意思地解释：“我刚才找了几遍都没找到。谁知道怎么又会在我兜里？真是对不起大家！”

经验老道的警察平静地说：“你先不要道歉，看看钱包里钱少了没有？”

大婶的钱包是找回来了，但里面的13张百元大钞却没有了，留下的只是身份证和一些零钞。

得知大婶的大钞也没有什么记号时，警察无奈地说：“我们只能记下这个案子，你的钱估计是找不会来了。”

公交车得以继续驶往目的地，等我赶到华北大学张教授的实验室时，已迟到了一个半小时。没想到张教授的几个实验室都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一个老师！

连忙给张教授打电话，询问他在哪里？电话那头张教授明显在开会，只听见张教授连连抱歉说：“学校在开一个紧急会议，要求所有的老师参加，会议后每个老师还要签字画押，一共一千多号老师呢，估计会议时间短不了，测试的事今天肯定做不了了，明天上午你再来吧。”

让一千多好老师签字画押？肯定给老师发什么福利，搞什么攻守同盟！这个需要打听打听。就进到传达室，向门卫介绍说自己是张教授的朋友，与张教授约好的，没想到学校突然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开的什么会呀？

门卫一脸幸灾乐祸地说：“学校让他们每个老师都要签保证书，让他们保证不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还有，保证自己今后不剽窃成果、不贪污科研经费、不霸占国有资产什么的。据说这还是教育部的什么规定呢！这下他们老实了吧，最近这几年老师们张狂着呢，经常向领导反映我们保卫工作没做好、卫生工作没做好、厕所还有味道，你说，厕所没味道，哪还是厕所吗？”

听到门卫的这番话，我有点愕然，与门卫告别后，蔫蔫地再坐上公交车回学校。

在公交车上，心想：明天上午一定要开车来，这公交车也太慢了，来回要两个多小时。突然，滴的一声，手机来了条短信，内容如下：“为深入落实六权治本、七言八实专题教育活动，学校决定明天上午8:00全体教授在求实楼九号会议室集体观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有课调课，不得请假，特此通知，收到回复，学院党政办。”

我默默地回复了两个字“参加”。又怠怠地给张教授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学校要开会，去不了了，改成明天下午行不行？张教授回答说：明天下午他们要接待科研经费使用专项检查组来校检查，估计要两三天时间，测试还是改到下周一上午保险一点。

回到学校晚上七点了，是平常晚上去实验室的时间。打开办公室的门，刚给自己冲了杯茶，课题组的两个青年老师就进来了，说又发现实验室买的一对德国U2t公司的50G光电探测器坏了。关键是查不出来是谁给弄坏的。

什么！我的心一惊。这种探测器比较娇贵，买一对大约要7万块呀，今年已经损坏了两对了，现在是第三次了！三七二十一万，老天！

“为什么查不出来？不是有仪器使用记录吗？”我黑着脸盯着两位老师问到。

一位老师怯怯地回答：“做实验的学生嫌麻烦，有时记录，有时就忘了。碰巧这两天没记录。尽管现在不能搞清楚具体是谁给损坏的，但范围已经缩小到4个研究生身上，只有他们这两天用了，而探测器前天还是好好的。”

“那你们就再查下去吧，这次一定要查清楚，不能再像以前一笔糊涂账，最后不了了之。”我说。

两位青年老师面露难色，大意说：除了严刑拷打外，能想到的诱供办法几乎都试了，但还是没有人承认——咱又没有老虎凳、也没有测谎仪。没人承认就很难查出来了。

“但此事不能不了了之，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我问两位助手。

“要不？所有的研究生这个月的津贴都少发200元，警示一下学生？”一位老师轻声建议。

我想了想，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说：你们决定吧，我不反对。

两位老师走后，心里很郁闷，想找人诉诉苦，把满身的负能量尽快排出去。就给老马打电话，让他到我办公室一趟，说毕业的学生刚寄来明前的龙井，上来一起喝点茶，聊聊天。

老马每天闲得无聊，放下电话，拿上茶杯，三分钟不到，就进来了。

我靠在转椅上，慵倦地指了指茶几，告诉老马说：茶你自己冲吧。说完这句话，就吐起苦水，讲起自己一天的不顺。

老马翘着腿、喝着茶，满不在乎地听我诉说着一天的经历。等我说完，老马问到“说完了？”

我一愣：“说完了。”

“你给我一盒金嗓子喉宝吧。我知道你有喉炎，常备着这药。我女儿想参加歌咏比赛，最近练习唱歌有点猛了，嗓子有点不舒服。”

我从手提包里找出一盒，递给老马。

没想到老马立即撕开包装，掏出一粒，扔到自己的嘴里。

看到老马的举动，我笑了：“老马，到底是你嗓子不舒服，还是你女儿嗓子不舒服呀？”

老马认真地说“是我女儿嗓子不舒服，我的嗓子没问题。”

“那，拿给你女儿的药，你咋就吃了？是不是小时候没吃过糖，拿药当糖果吃？”我开玩笑地说。

“我吃药也是为了让我女儿的嗓子快点好起来。不光我吃，一会还要我老婆也吃点。”老马一本正经地说。

“你女儿生病，你们做父母的吃什么药？”

老马不肖地说：“学你们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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