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 2021/9/18

翻开日历，蓦然想起今天是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耻不能忘啊！找出一篇前几年写的旧文，给大家介绍一件海外寻找日军侵华罪证的真事。

原载德国《华商报》2015年8月15日

在北德华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来自法兰克福的巩捷女士，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在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以她的祖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证据，并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交给国联调查团。这份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侵华行为做出定性的重要依据。时隔几十年，为了找到这份关键材料的原件，巩家三代人费尽心力，最终巩捷女士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亲眼看到这一珍贵史料，并将复制件运回中国。这一珍贵资料的重现，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李顿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不久又炮制傀儡政权“满洲国”。当时国民政府采取国联外交，试图在国际上声讨日本侵略。国联全名国际联盟（Lie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但当时国联42个国家中除当事国，其它并不知道日本在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真相，因为缺乏证据。

“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有什么证据表明满洲国是日本人拼凑的，不是东北人邀请日本人来的？”当时国联里包括日本代表在内的不少人，如此诘问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日本宣传舆论是，日军9月18日在沈阳开火，纯属自卫；“满洲国”的建立，完全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没有干涉。这种腔调迷惑了一部分国家的代表。

国联为调查中日冲突真相,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于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英国贵族李顿爵土（1876-1947，曾任孟加拉国总督）,因此被称为李顿调查团。国际社会期望了解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军队是否自卫开火，“满洲国”的成立是否真实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意愿,还是由日本侵略者所主导？1932 年春,委员会派出由英、法、德、意、美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启动了为期六周的调查。日本人一方面殷勤接待调查团并做足了宣传功夫,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团获得真实的信息。

日方在调查团成员下榻的饭店周围布置了军警,阻止中国民众接近。许多中国人希望借机表达他们对“满洲国”独立的反对,但由于调查团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日本人监控之下，根本无法与调查团接触。

为了“欢迎”李顿调查团的到来，关东军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回答集》，对一些问题设定了标准答案，迫使“满洲官民”众口一词。就连傀儡溥仪与李顿会见，都有日本人在场，他不能说实话（见《我的前半生》）。“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星期是一个噩梦。日本人非常多疑。我们被迫接受保护，我们实际上被看作囚犯”，李顿给妻子的信中如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顿调查团了解不到事实真相，听任日本误导，偏听偏信，做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将在国联大会上，造成对中国极不利的外交局面。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沈阳爱国人士九君子递交了证明日本侵略的第一手资料，打破了日本的对侵华真相的蓄意封锁。

九君子冒死揭真相

所谓君子，温之如玉，却宁折不弯。他们是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具有敢于担当的品性，在社会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做出贡献。历史上有清末戊戌六君子、三十年代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君子。沈阳九君子身为银行家、大学教授、医生，在民族危亡面前尽到自己的努力，不亚于义勇军英勇奋战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不但具有前两组君子的共同点，同时在国际上为中华民族伸张正义，也可以说在国际上第一个集体来反对一次残暴的侵略行径。沈阳九君子，包括下列人士：

巩天民，时年31岁，东北金融界著名精英人物，时人曾把他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

刘仲明，曾留学英国，奉天医专副校长，东北医学界精英人物。

毕天民，留英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又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于光元，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

张查理，留英归国任奉天医学院教授、院长等职。

李宝实，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学历，回国后坚持医学研究。

张韵泠，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本科。

刘仲宜，留英回国后创办奉天同仁医院，任院长。

邵信普，曾任营口银行经理。

这个“爱国小组”，当时把基督教青年会（YMCA）当作活动场所，把自己的圈子称为“小友团”。在九一八事变前，阎宝航曾任青年会干事，张学良也常来青年会，与他们相熟。事变发生后，巩天民曾赴北京面见张学良。由于九君子不少人有英美派系背景，和外国人也很熟，他们从张学良和外国朋友处提前知晓李顿调查团将要来华的消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错过就不再有的机会，决心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将九一八真相资料搜集并传递出去。要用证据在国联上说话，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罪行。

在日伪完全控制的沈阳,军警宪特密布,想在这里收集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无异于火中取栗，危险极大。九君子搜集的证据以事实材料为主。照片是最可信的证据，他们拿着相机堂而皇之地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取景器里不仅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包围着人群的荷枪实弹的日军——用刺刀押着人们去庆祝。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布的安民告示，高三尺，是印刷制品，若不是早有准备，这些大幅的告示怎么会在九一八的第二天上午就贴满了沈阳街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证据，获取的渠道极为隐秘，如他们拿到了一批日军给奉天省政府的命令，是深夜拍照并放回保险柜的，直接证明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九君子大都从欧洲国家留学归来，接触过近现代文明，法理意识很强。他们还将学术上的严谨用到了证据的搜集上，搜集的证据极具系统性。从政治、经济、财政、教育、通讯等方面汇集日本侵略的罪证材料。全部资料搜集整理后，命名为“Truth”，即真相。

这份名为《真相》的实证材料。有关东军占领沈阳的布告，有东三省官银号日本人篡改的章程，有关东军进攻沈阳的情况……无论是布告、照片、教材，都是日本人自己发布的，时间范围从九一八事变当天，到李顿调查团抵沈前夕。

1932年春，这份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罪证材料完全备好了。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用了40多天。仅打印就用了8天，都在夜间进行。他们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汇编分成两部分，共300多页，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中文证据都译有外文，第二部分是原始证据，如条幅，布告等，共计75条。

《真相》包括三个主题：关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和证据；关于日军侵犯中国东北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实和证据；揭露日本当局关于建立满洲国的事实和证据。

辗转递交日本罪证 外交战争中国获胜

等待国联调查期间，九君子已将材料汇编完成，如何将材料递交给调查团成了一大难题。日本在沈阳布满警特，若亲自去交递，人身危险，而且铁证会被日本千方百计夺取。9人商量后认为通过相熟的英国朋友代交，比较稳妥。他们最后辗转找到英国人法库基督教教区倪斐德博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倪博士对中国友好，且与李顿自幼就很熟，他在材料的递交中起了关键作用。倪博士拿到这一大包材料后，将它保存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的铁柜里。

倪斐德博士的孙子马克•奥尼尔在所著的《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中写道，当时有位名叫巩天民的人来法库找到他祖父弗雷德里克（即倪斐德博士）,问他是否能将一套材料交给李顿调查团,而弗雷德里克承诺他一定尽力。国际友人倪斐德博士，就像南京大屠杀中的德国友人拉贝一样，至今得到中国人的尊敬。他的孙子马克•奥尼尔几次到中国，把祖父的事迹写成书，这是后话，不提。

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一行人抵达沈阳，入住大和宾馆（今辽宁宾馆）。递交材料是从倪博士写给李顿的一封信开始：“我冒昧地请您费心审议一份关于满洲主题的私人和机密的报告说明书。这份报告说明书是由居住在奉天的一群尽责的中国绅士们起草拟定的。” 李顿到达沈阳第5天，1932年4月25日，倪博士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沈阳西关谭文纶牧师家吃饭。由于房间狭小，保护（其实是监视）的日本人无法入内。借此机会，倪将九君子写给调查团的信交给了李顿。倪接下来的话，让李顿大感兴趣：“这些人都是当地人，皆是为群众所尊重的人，有卓越的见识，有独立见地的人。” 李顿的回答是，“这正是我们所愿接触的人们。”西关会见对李顿最终肯接受材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2年4月26日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在沈阳英国领事馆拿到并审阅了九君子搜集的证据汇编。

1932 年 10 月 2 日,李顿调查团公开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经慎重研究，经官方和私人会见、信件以及陈述等提供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满洲国’政府在当地中国人眼中是日本方面的傀儡，不受中国方面的普遍支持”；“自卫之说不成立”，则是对日本军队行动所下的结论。这段文字，是李顿调查团所做的报告书的话语，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作定性结论的文献。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军事干预,“满洲国”不可能成立,“满洲国”不属于真正的、出于自发的独立运动。

1933 年 2 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0票赞同，1票弃权，1票反对（日本）的压倒优势，谴责日本是侵略者,要求日本退出东北。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场,之后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作为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没有能力执行它的决定。但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九君子居功至伟。他们不是军不是官，没有枪没有炮，却体现出钢铁之师一样强大的力量。他们是真正的民众的代表，他们的行动是自觉的，他们运用的是法理，他们不因为国弱就放弃说话权利，他们坚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日本的恐怖统治之中搜集了这么多的证据，希望通过国联之口把日本的强盗行径公布于天下。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东北人民不是亡国奴，也不甘做亡国奴。

日本知道有人给李顿调查团材料后，展开了报复。1935 年,日本在“满洲国”发起了大逮捕,他们审问被捕中国人的第一句话是:“你向李顿调查团交过材料吗?” 九君子都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如巩天民被日本宪兵队关了49天，受了酷刑后才被放了出来。九君子之一的刘仲宜甚至被折磨致死。

九君子的血汗没有白流。1943年中美英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华民国”，后来苏联也同意《开罗宣言》。抗战胜利后中国据此收回了东北。设想要不是九君子冒死提供真相，使国联做出满洲国是傀儡的决议，中国收复东北在法理上将会难上加难，这不是耸人听闻，想一想外蒙古是怎样丢掉的就清楚了。

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抗战胜利后曾回顾说，“倘当年日本不退出国联，即使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亦未必有太平洋战争。”而美英盟邦参加对日作战的太平洋战争，对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贡献，人们都是清楚的。追根寻源，使日本恼羞成怒退出国联的，正是九君子的《真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这样重要珍贵的《真相》材料当时制作了两份。一份交由李顿带回了国联，一份埋在了九君子之一的张查理家的丁香树下，但由于当时时间仓促形势危急，并未对这份证据材料进行任何保护性处理，后来埋在丁香树下的这本腐烂，找不到了，由此，交给国联调查团的这份证据材料便成为孤本，且多年来去向成谜。

1947年，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来沈阳，他曾于1932年随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这次他与巩天民交谈，提及这份《真相》材料，猜测“这份资料应当存于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国联作为联合国的前身，它所留存的史料，按常规来看，应该在联合国体系内寻找。但限于当时的各种困难，未能如愿。

五十年代，周总理指出东北抗日，特别是九一八之后的历史材料要抓紧整理。1960年，周特意提及沈阳“爱国小组”当年搜集的《真相》史料一事。于是刘仲明执笔写了一篇名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文史资料》上。

文化革命中，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巩天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受尽折磨，年迈的老人被送往盘锦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因重病才回到沈阳，1978年去世。70年代，巩捷的父辈们，想通过外交渠道寻找《真相》，但也没有结果，

真正的突破是在巩捷她们这一代，也就是巩天民的孙辈。先是巩捷的堂弟巩洋，他留学美国，2008年通过邮件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管理者取得联系，在邮件里简单介绍了一下《真相》史料的情况。没想到，该馆不仅回复了邮件，而且还明确告诉了材料存放的地点。美国离日内瓦太远，查看材料的任务，就落在了家住德国的巩捷身上。

巩捷是巩天民的孙女，她深知《真相》史料的重要性，接到堂弟的消息后，立即与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收藏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2008年6月26日，巩捷一行3人到达日内瓦万国宫联合国图书馆。

“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接待巩捷的是图书馆档案资料的负责人。这句话让巩捷回味了很久。

巩捷面前是一个编号S37的硬壳纸箱，打开，里面是一个蓝色布袋，用三组按钮对应扣住。布袋的底部，边缘已经褪色，上面用红丝线手绣的“Truth”，虽无当初鲜艳，但依然清晰。里面是封面为蓝色，面积如八开纸大小的厚本子，上面中英文夹杂，一些图片穿插其间。“Truth”翻译过来就是真相，真实之意。真是喜出望外，巩捷终于在日内瓦看到了巩氏家族寻找多年未果的《真相》史料。他们3人投入了紧张的拍照复制工作。原件必须保留在联合国图书馆。

同年8月，巩捷托人将史料复印件、光盘交给了叔叔巩国威。“感慨万千”是巩家后代共有的心情。全家都很高兴，曾经虚无缥缈的东西，如今眼见为实了！

随后，巩家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授王建学和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洁。王教授非常激动，连说就是这个，确定这个就是久寻不见的《真相》史料。他一语道破其价值：“它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搜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实证性证据。”

王教授说，“学术活动中，不断有日本学者、记者问我，知不知道沈阳有几个银行家、大学教授向李顿调查团递交过一份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的材料”，当时是2005年，这让对日本侵华史深有研究的王建学很敏感，他们为什么追问此事？是不是要先下手抢先找到这份材料？他的下意识反应是，“感觉日本人在找这份史料。”王建学的这个想法基于两点，“一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性，一是2005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日本侵华历史，随后时间里日本右翼势力凶猛。”

最难得的是，《真相》史料具有全面、系统、准确的特点，搜集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发布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日本想反驳都无法着手，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价值无可比拟。“陆续发现的日本侵华证据，由中国人搜集的日本侵略史料，并有整理和签字的，独此一份；除此之外，还具有国际意义，在国际上最早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实质的只有这份材料。” 王建学教授如此评价。

2010年9月17日，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该馆将此作为镇馆之宝，开辟列出了专门展区。

“《真相》的回归，让它有机会继续向世人讲述九一八事变所开启的沈阳之悲，东北之惨，中国之痛”，在捐献仪式上，张洁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份《真相》史料孤悬海外76年，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份珍贵无比的史料尚存于世。如今通过巩捷等人的努力，《真相》终于重现。国内各地特别是东北的报纸纷纷加以报道，巩捷还让我看到了张洁据此写出的新书《历史回眸——沈阳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全书300多页，翔实地记录了九君子的事迹，让九君子的事迹彪炳千秋。

在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九君子那段惊心动魄的事迹。九君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