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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难在眼光(社会需要),贵在能力(理论积累)
看了张老师的《创新,难在敢想,贵在坚持》,我当时就提出,创新的最大问题是对社会需要的认识。有人不理解,胰腺癌和肝癌,似乎很重要,但这是社会的需要吗?社会对这两种癌症的认识基础还不足以产生突破性的结果,所以这不是我眼中的社会需要。每个人的贡献都是渺小的,我们必须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水到渠成的贡献,而不是空手套白狼,指望太大的成果。而且,如果人人都会长命百岁,这个社会不是乱套了吗?所以,我不会把这个太大的目标看作社会的需要。
这个社会的需要是阶段性的,比如,为什么富兰克林是关注人口的第一人?因为他生活的时代(1750年代)就是人口暴涨的时代,乾隆就对人口问题忧心忡忡(50年人口涨1倍多),虽然他没有自己的理论。然后是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瓦特的蒸汽机突破,因为那个时代的技术积累成熟了,就产生了经济理论和能源工具的需要。然后是1798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此同时,中国云南的师道南,也有人口研究论文存世,两人显然没有沟通过。1830年代,达尔文碰巧环球旅行,有了进化论的认识,是因为前人已经有自然选择学说(拉马克),他只不过改造了一下,一下子就成为重大突破,在科技界思想界永垂不朽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在机器取代人工,童工最盛的1860年前后,这是蒸汽机突然成熟的时段,也是气候变暖的时期。中国在1860年之后突然拥抱蒸汽机技术,而美国在1860年之后突然把蒸汽机泵浦商业化,两者(都是科技史的难题,为什么技术会突然成熟?因为社会需要和技术积累都同时到位了)都是气候变化推动的结果。1910年前后,是气候变冷的高峰,亨廷顿在研究了中东的地形和气候之后,突然抛出了环境决定论。这是达尔文的学说在人类学领域的简单应用,曾经轰动一时,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清洗理论的源头之一。1920年代苏联Kontratiev发展了马克思的技术周期论。1950年代,熊彼得研究社会的经济理论,抛出了经济学说的“创造毁灭论”,认为一种新技术的产生会破坏旧技术的存在基础,以至于毁灭了旧技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认识,新技术解决的社会挑战不同于旧技术,所以旧技术因为不能适应新挑战而自动消亡了。1960年代,古尔德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提出古代生物进化的“间歇进化论”,把达尔文学说在解释化石发现中的危机给消除了。1996年,戴蒙德的“地理环境论”,是对亨廷顿理论的发展,从人类学、语言学、植物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类进化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
上述伟大的名字(都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除了乾隆和师道南,中国人看到了社会需要,却没有理论积累(或称能力)),之所以被后人尊崇。第一,他们发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是地理和气候挑战的结果;第二,他们有充足的理论基础,是知识和技术积累的结果,可以在伟大的思想上作出伟大的创新。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作出伟大的创新呢?指导思想(或文化、或传统)有问题。古代中国看一切自然灾害都是人祸问题,问责问题,今天也是如此。比如,某地失火成灾,董仲舒的解释是,张三当权没有做好,或者李四上床多了一点(淫乱成灾,是《汉书》上对历史天然灾害的人祸论解释,符合儒家的正统观念)。所以,一旦发生灾害,宫廷朝廷就要内斗,这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内斗的结果,就是问责制,找替罪羊了事。所以,古代中国没有对灾害的研究,要么是“罪己诏”,要么是“问责制”,就是没有对真相的调查。
Table 1. 古代“天人感应论”之下的人祸论解释。
古代灾情 | 董仲舒的人祸论解释(天人感应说) | 气候火灾观点(自然决定论) |
《春秋》桓公十四年(前698年)“八月壬申,御廪灾” |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鲁君臣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时夫人有淫行(通於齐侯)挟逆心(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 | 冷相火灾 |
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成周宣榭火”。 | 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藏之? | 暖相火灾 |
成公三年(前588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梁》以为宣宫。 | 一曰宣公弑子赤而立,不当列於群祖,故天灾其庙。 | 暖相火灾 |
宋襄公九年(前564年)“春,宋灾”。 | 国乱亡象,不可知也(韦昭曰:“大乱之君,天不复告,故无象。”) | 冷相火灾 |
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五月甲午,宋灾”。 | 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太子痤,应火不炎上之罚也。 | 暖相火灾 |
昭公十八年(前524年), “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 | 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 | 冷相火灾 |
今天比古代稍微改进了一点,有为了问责的调查。可是因为要问责,所以调查结果都是以糊弄舆论为目标的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任何对社会稳定不利的灾难,都是不存在的。比如,最近发生的广西柳城县的爆炸事故,典型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爆炸的中国版,给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和对策指引了方向。可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我们不敢深入研究,找一个人结案,就是古代问责制的翻版了。以这种态度,中国是不需要消防的,不需要真相的,也就不可能有产生创新的社会需要了。在这种主观看法之下,你再聪明又如何?不过是问责制和人祸论的一个环节,永远不可能产生全新的理论。
顺便说一下,西南联大的存在只有4年,为什么产生那么多名人(我还不敢说伟人,因为有上面的理论家在前面罩着,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论家,一个也没有)?按照杨振宁的说法,他们生活在解放建政、科技草创的时代,随便干什么都是重大突破。现在之所以没有炸药奖,因为一个仿造为主的社会没有对炸药奖水平的研究需要。当你觉得自己成果一般,配不上自己的投入之时,很可能是因为太难而无法成为社会需要,或者储备不足而失败,这说明你没有看准社会的需要。不是你能力不行,而是你眼光不行,虽然能力就包括眼光,然而眼光比能力重要很多。
所以创新,依赖于社会需要和理论积累,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努力。无论你多么能干,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一根螺丝钉而已。伟大的人物,都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认识到了社会的需要(眼光),同时又有充足的理论积累(能力),作出了螺丝钉的发现,然而我们外人看来,就是伟大和不朽了,因为它解决了大问题,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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