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大学问的困惑

最近看了一本Brooke写的最新关于气候作用的历史书《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urse of the Global History》，纵横开阖，令人眼界大开，绝对是大手笔的代表作。看完之后，掩卷长思，说说中国人作大学问的困境吧。

我们总是说炸药奖和钱学森难题，可是这个大学问的研究那么容易解决吗？除了在几个新兴的领域，中国有几位科研牛人，在常规领域，很多人并没有入围，而在大学问领域，中国贡献更少。关键的原因是：

1.                现在作研究的前期积累太大，写一篇文章需要看100篇类似的结果；写一篇综述或专著需要看500篇以上的文献阅读量。想想牛顿同学，啥都不需要看，直接推导公式，多方便呀！所以，你看古人那么高大上，伟光正，青杰千，他们的优势在于，随便开垦，都是处女地，随便写写，都是开山作，是我们当代人不够聪明吗？

2.                我们总吹嘘中国的数学教育比较厉害，问题在于，国内大学的数学训练灌输，并没有解决好有针对性的数学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特殊学问仍然缺乏有力的数学工具。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并没有原创知识，所以他们教不出有用的工具和技能给我们。这一点，看老外的历史学著作，看人家眼花缭乱地引用数据，我们感到纳闷。为啥我就总结不出来，绝不是数学能力不够的缘故，而是见识不足，不知道如何下手。我国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模棱两可的数据，叫我们如何引用呢？

3.                作研究要想出头，得作研究范式的突破。可是这个世界是太多作常规科研的学者所组成的，他们能接受你的范式突破吗？越是稳定的领域，其权威越不能接受突破。所以，在工程领域，突破很难进行，关键是发表的阻力（同行的排挤）。我们大学教材对常规范式的教授都会产生问题，如何面对范式的突破？

4.                国内的大学教育，最缺的是什么？缺乏通识教育，或对人类文明经典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其不当之处在于排挤了人类社会其他优秀的精神遗产，如马尔修斯人口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亨廷顿的气候论，熊彼得的创新论，韦伯的宗教伦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施特劳斯的人类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这些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被老马批判以后，被老马的门徒修改之后，就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在人文和思辨领域比不上国外的同行。我看人类历史的最新进展，老是觉得自己短缺很多起码的入门常识，想当年咱《哲学常识》（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合格的，为什么跟不上外国的哲学观？马克思在经济上的贡献，未必超过亚当斯密。也许是我们不够聪明，但作学问，尤其是作大学问背后的哲学观和理论基础上，我们比老外要输在起跑点上。这是人文科学基础薄弱的后果。

5.                看中国电影，开口是中国，闭口还是中国，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问题在于，这个世界的评分标准不是中国人定的，所以有意无意宣传集体为本的中国电影很难获得以人为本的世界各民族的认可，这是世界观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除非是那种特别特别中国的电影，也许会得到猎奇者的另眼看待。问题在于，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在哪里？我们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体现在哪里？

6.                现在总是说要创新。社会需要是创新之母，社会文化是创新之父。由于问责制，我们看不到社会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由于人祸论，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反对调查真相的。所以创新之果先天发育不足，怎么会凭空落下呢？一个学者的最大的迷茫，是看不到社会的需要和被社会文化的驱赶，导致不能自由从事心爱的研究工作，这是对人才的浪费，也是对世界科技事业的浪费。如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强力阻拦，中国可能会对世界科技贡献更大更多。

顺便说一下，我说的大学问，不是那种基于风水或易经的那种大而化之的学问，而是像达尔文、魏格纳、古尔德、克拉克、戴蒙德那样提出改变人类世界观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一旦得到认可，会产生一系列的回响，推动整个领域的整体进步。钱学森虽然也想推大学问，比如他的大成智慧说，但他没有做到创立体系和被人接受，所以钱学森本人也达不到“钱学森之问”的标准。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不代表官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