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灾难背后的制度与文化

新年未到，广东爆炸和上海踩踏已经充斥了网路。这两处灾难都是非常简单的，稍有安全常识的人都能够判断出危险，可是我们的当事人看不出，到底是哪一处环节出错？这里我只想泛泛谈一谈制度和文化，因为人祸制在中国流行，外面公开的信息都是很可疑的，要么是为了致人死罪，要么是替人开脱，都很难让我感到公平，更难相信调查结果，所以作为局外人，我永远只能被动接受，不敢指望挑战火场调查。

广东爆炸，显然是一方为了赶在新年之前完成清洗任务，另一方也要赶在新年之前完成焊接任务，两个不能同时进行的任务，单独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同时干，显然是沟通环节的问题。香蕉水导致的燃爆问题，21年前的广东已经发生过一回，也是工厂，也死了人，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因此而判刑，一定是有关方面不愿充分赔偿，所以拿人祸论来遮人耳目，转移视线。我从来不想恶意揣摩别人，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判刑总是和赔偿不足相关的。赔偿足够还判啥？吃饱撑的？灾难的本性是经济问题，如果上升到刑事，一定是因为经济问题有难言之隐。

上海踩踏问题，与整整22年前的香港”兰桂坊”踩踏极为相似，都是开放场地，都是人群聚集，都是新年踩踏。为什么教训不能吸取？因为中国没有消防。有没有搞错？中国有上百万的消防从业人员，有救火、有防火、有救灾、有特勤、有急救，怎么会没有消防？真正的消防是所有这些群体的综合，而且是职业化的、常备不懈的，这一点中国没有（有人跟我较劲，中国香港有，台湾有，不能代表中国有）。只有职业化消防才会深入校园宣传安全和逃生常识，中国只有运动化科普，没有常设的职业性的科普，这是消防制度的欠缺。不管是群体活动场合、抢险救灾场合，虽然可以在报上看到他们的行动，但都是辅助性的，从未占据指挥领导的地位，这是和发达国家消防制度的显著区别，也是中国缺乏制度化消防的显著标志。中国人人都似乎是安全高手，逃生高手，显得消防队员很业余，事实上他们的智力和经验也不足以担当重任，这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我不是说某个人不行，而是说中国的消防制度在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可比对象，是中国学日本，日本学法国，拿破仑学奥古斯都的结果，是2000年前的罗马Vigile制度的现代复制，所以很难承担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每年都能够听到消防队员的科普讲座，我们的消防队员就像纽约消防队员那样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中国的消防制度才能够与崛起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现在显然还落后很多。

上海踩踏问题，也和学术界的争议有关，即到底有没有人群恐慌问题。自从1963年，心理学界把弗洛伊德的一个法文的概念错误翻译成英文的恐慌之后，恐慌的定义日趋严格，引得无数心理学家，如Janathan Sime，Gweyne Proulx，John Bryan等人（上述三人已故，所以我才敢引用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案例来证明，所有被称为恐慌的案例都是环境造成，不是人群造成。所以即使让他们来现场诊断，他们仍然坚信，这不是恐慌，人踩人是环境导致的结果，显然这是和广场发生的环境相矛盾的。外滩既然是开放空间，就理论上不存在障碍，这时候还用环境来解释，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他们的论点，是恐慌很少发生，而上海外滩的开放空间，确实发生了因为意外事件引发的群体恐慌。如果有人跟你争论当时是否有恐慌，不要忙着辩论，很可能你们的恐慌定义不同，这是学术界30多年来一面倒的结果，有利于人群逃生模拟软件，却和现场观察到的结果有冲突。所有的软件都不能模拟恐慌，所以恐慌是不存在的，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学术界都这么认为，那么持恐慌存在观点的人，就不是学术专家，受到排挤是显然的结果。学术界也是江湖，也存在禁区，恐慌论就是一个雷区。也许发达国家如美国，经过一个世纪的宣传，人们不相信有恐慌的存在了，可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来一次踩踏如同吃饭那样容易，现有的理论是不足以解释踩踏结果的，可以解释踩踏过程的理论得不到承认（心理学本来就是唯心论，是否是科学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学术界的混乱认识对于正确地防范群体灾难有很大误导，所有软件都不能模拟灾难，因为人作为对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广东气体爆炸问题，还与1934年的南昌机场爆炸案有关，当时接近夏天，白天温度高，所以航空汽油容易挥发，这时候发生爆炸，显然是制度性问题，对爆炸的危险防范不足，才会有全部损失的结果。可是有人不这么认为，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非要朝人祸论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居然也能够自圆其说（替罪羊在中国不是好找，而是太好找，反正不需要调查，只需要人祸论即可），而且让蒋介石支持他的工作，于是军统势力一家独大，再次开启了东厂西厂锦衣卫的“厂祸”，这个人太有名了，他叫戴笠，字雨农。一次简单的火灾事故，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走向，靠得就是问责制和人祸论。问责制和人祸论一旦推广开来，人人都有避祸的倾向，所以不敢说，不敢宣传，不敢调查，就是常见的结果。中国发生那么多的灾难事故，老百姓知道的很少，关键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是能说的，什么是避讳的，所以人人都不敢说事故了，这是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最直接表现。谁说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不是我，是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提出的观点，也是大家都认可接受的观点，就是不问真相，只看厉害的传统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2014年本来是中国事事顺利的一年，就是被几次灾难搞坏了。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观点，如果灾难背后没有人祸，似乎这个事故就不是灾难，调查人员似乎没有尽到责任。可是，由于舆论向人祸论的倾斜，我们的结论必然是灾难人为（即动不动就提到的“责任事故”，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推卸责任的，制度设计的主要功能是防范人祸，防范失职的。如果谴责（某些人的）责任，不是给（整体的）安全制度免责吗？当你把事故定性为“责任事故”之时，你的动机就是不想调查真相，只想替制度免责，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错了，所以调查结果不用看了，一定有所权衡，有所遮蔽，有所误导的。）。所以，每一次灾难的处理结果，似乎表面上“大快人心”，实际上歪曲了真相，到底谁得到好处了？老百姓吗？更愚昧了。领导吗？更心惊胆战了。消防工作者吗？更无可奈何了。然而，这就是我们灾难调查的目标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从未看到过中国公开的调查报告附上地形图，也许可以说估算不准，问题在于，附上地形图，人们就会提问，就会产生真相，所以中国公开的报告是不能附上地形图的，真相只能让一小撮人知道。这也是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标志之一，不让自己探索真相，只能听信权威。拿愚民的态度来应付安全问题，是中国所有灾难的文化背景，让我们学习西方消防的人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在此牢骚几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