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苗寨大火的气候贡献

前2天发生在贵州苗寨的大火，到现在结果也没有出来，问题在于调查的思路不对。按照中国的人祸论和问责制，任何灾难一定要有人负责，可是火灾问题有其内在的特殊性，有气候变化的内在影响。如果一味问责，就有转移目标，浑水摸鱼，不愿面对制度性问题的趋势，这种逃避真相和拒绝教训的态度，是我力主避免的。这里说一说贵州苗寨大火的气候原因和制度性不足。

从去年侗寨大火到当前的苗寨大火，一个共同的趋势是供水不足。这是冷相气候条件下社区大火的共同特征，还包括独克宗大火和福州老城区大火。在这些社区大火或城市大火（Urbanconflagration）中，点火原因非常微小，关键是这些大火为什么会失控？为什么当地消防救不了？前者是天气的原因，后者是制度性原因。

竺可桢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5000文明史，气候一直是降温的，这很好理解。中国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南方的开发，而开发南方的首要前提是降温减湿。正是由于数千年来气温降低的总体趋势，保证了中国的南方开发。或者说，正是南方的开发，降低了中国的整体湿度，导致了中国气候的普遍降温趋势（水蒸气是调节大气吸热能力的关键性要素）。也就是说，南方之所以能够开发，是因为湿度降低的结果。

可是南方原有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当地的木材仍然很多，湿度仍然很大（相对北方而言），所以南方的建筑时时受到水蒸气的保护，这是南方建筑多木材，却少火灾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些燃料负荷被环境湿度保护起来，但是气候是不断变化的，受太平洋涛动（PDO）的影响，中国气候深受60年气候周期的制约（30年暖相，30年冷相，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改道，是典型的气候变化的结果）。一旦发生冷相气候的高峰，就会导致环境湿度降低，地表供水不足，风干物燥，容易失火的普遍性问题。《中国火灾大典》记录了1949到1994年的社区大火，其灾情分布图1a所示。

 仅仅知道火灾的周期性和物性条件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分析每一周期的火灾特征。由于国内消防制度的固有缺陷，在1950年到1994年间经历了1026次社区火灾（主要发生在乡村的火灾，可以看作小型的城市大火，规模不低于苗寨或侗寨大火）。这些火灾主要发生在缺乏外部救火能力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纵火剂（包括现代燃料）的使用，超出当地的灭火能力，主要通过拆房的办法加以控制，规模从烧毁34间到1752间房不等。图1（a）显示了它们随年代发生的分布频率，从中可以确定大火发生的高峰年为为1955年和1988年。前者是接近1953年的香港大火，后者则发生缅甸腊戍大火（1988）和美国黄石公园大火（1988），还有香港大火（1986）和大兴安岭大火（1987）和美国湾区大火（1991）。

图1.PDO冷相与PDO暖相的典型火灾分布

接下来的几张图揭示的是这些火灾发生的时空分布。1955年是冷相高峰年，火灾分布比较平均，不论是时间上（图1b），还是在空间上（图1c）。1954年的长江大洪水导致全年降水不均匀的结果，很可能是来年干燥多灾的主要原因。发生在PDO冷相时段的火灾，突出特色是任意小火容易失控，异地同灾。最典型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24年夏的宋、陈、卫、许四国[1]，当时人们用融风来解释这种情况。1963年4月20日，从北弗吉尼亚到麻省，发生上千次野火和上百次建筑火灾，美国东北七州的消防队伍70%投入了灭火行动[2]。这也是典型的冷相火灾特征。但是，冷相火灾通常蔓延慢，所以虽然失控，然而死亡率不高，因此容易被忽视。

1988年是暖相高峰年，火灾在时间上集中在冬季（图1b），在空间分布上集中在长江以南（图1d）。1988年的夏天特别炎热，是厄尔尼诺现象的高峰年，意味着大气中水汽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加上强风干燥的燃料产生了大火最糟糕的情况。早在公元前239年出现的《吕氏春秋》就提到“孟秋之月行夏令，则冬多火灾”[3]，这些春秋战国年间的观察，对1988年的火灾特征依然有效，这也是PDO暖相气候条件下典型火灾的正确描述。

根据这些火灾动力学解释，可以根据历史著名大火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来辨别大火发生在PDO冷相（冷灾）还是发生在PDO暖相（暖灾）。例如，1666年伦敦大火灾13200栋建筑物遭受了损失，然而在这场火灾中，只有6人被证实死亡。这里的解释是，这是冷相气候发生的灾情，由大量干燥燃料蓄积所致，但没有大风的帮助。当时全球变冷的另一标志是，1665年伦敦遭受了灾难性的鼠疫爆发（疫情通常发生在冷周期）。相比之下，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是典型的暖灾，干旱和延长的夏季导致了极端的火灾起火，带来严重的物质和生命损失（数百人）。当时全球变暖的标志是1873年夏天上海记录了历史最高温度。又如，1953年造成53000人无家可归的香港石硖尾大火（冷灾）中无人死亡，而导致20000人无家可归的1988年缅甸腊戍大火却导致113死亡。

从种种社会症状来看，目前全世界都在经历全球变冷的趋势，其冷相气候特征包括：火灾发生频率增加，火场伤亡减少，瘟疫重新流行（比如疟疾又开始流行了），老虎成灾（比如导致普京老虎到中国漫游的气候原因，在上一个气候周期导致华南虎统统被灭绝杀光），鲸鱼上岸（海鳅兆火），黑熊进城（古代熊字是能火，意思是火灾的先兆，与气候变化有关），雾霾危机（雾霾的发生是气流蒸发不力，由于吸收阳光不足，因此是冷相气候的典型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曾经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发生过，现在又来了，气候威力势不可挡。

中国社会是人治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是要问责和人祸论。上一个气候周期中国是如何对待失火者？在三反五反的运动中，那些失火者都被枪毙了，说中国社会没有问责的人，那是故意装白痴。中国历代社会是最讲究惩罚人祸的，族诛、千刀万剐、沉猪笼、砍头、烧死，这些极端的处罚措施，都用来对付失火者或者纵火者。他们都缺乏火灾蔓延的常识，不知道点火未必成灾，成灾一定是制度性的问题，与当事人的纵火或不小心是关系不大的。比如这些村寨大火，为什么需要从远处征调消防队伍？为什么消防队伍的功率不足，抽不足消防水？为什么面对侗寨大火的影响，当地没有一丝一毫的准备？这些都是制度性问题，不是枪毙当事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对待灾情的问题上，问责制和人祸论可以平息民意，却不能公布真相，不能吸取教训，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措施，糊弄老百姓而矣。

为什么问责制管用？这个问题很重要。通常一次火灾发生之后，火灾形势总是要缓和一点。第一，燃料烧光了；第二，人群小心谨慎了；第三，气候变化了，环境湿度增加，火灾形势得到缓和，所以看上去问责制解决了问题，消灭了隐患，直到下一次火灾高峰的到来。这就是中国历朝政府除宋代以外，基本没有消防队伍的地理和气候性原因。由于中国的环境要素多湿度，所以火灾似乎问题不大，只有气候变化才会带来重大灾情，而这种重大灾情又可以通过问责制和人祸论轻易得到化解，所以中国社会实在是不需要消防的，医疗靠民办，救灾靠军队，抢险靠特勤，中国消防只能搞灭火，却投入不足，难以应付大灾，所以问责制和人祸论在中国有深厚的土壤，这是全社会对消防工作投入不足和对气候危机认识不足的表现之一。

[1]《中国火灾大典》编辑委员会，《中国火灾大典》， 第21页

[2] Clark, W.E., Firefighting principles andpractices, second edition, Fire Engineering Books and Videos, 1991, pp 311.

[3]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