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训今用费思量   --- 说说荀悦减灾哲学在当代的挑战

最近，昆山大爆炸的受害者提出，“没人说过粉尘会爆炸”，引发我的思考：中学的化学或物理为什么不能教授一些关于防火防爆的常识？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当事人当作是无知和无辜的？当事人作为公民应当接受的普及教育和素质教育到哪里去了？防灾不能靠愚民，而我们似乎是通过愚民骗人从事危险工作，这显然不是以人为本的作法。

古代的救灾哲学

在历代的名臣名言当中，关于救灾的哲学贡献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救灾哲学，莫过于东汉史学家荀悦(148-209年)在《申鉴杂言》中提出的：“进忠有三术：一日防，二日救，三日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上述说法，是著名成语“防患未然”的出典。“然”，《说文·火部》：“然，烧也”。徐铉注：“然，今俗别作燃。”，由此可见，“然”乃“燃”的本字。“救”，制止，阻止，而制止已发生的火灾，早在春秋时就称为“救火”，比如《左传·昭公十八年》：“陈不救火，许不救灾”。荀悦拿救火来比喻做人，我们则看中他的火场减灾哲学。

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使用”消防“，而不用古人的”救火“？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把消防的本意曲解了，套用了荀悦的”防救戒“理论，把日本的“防火”（firefighting）误认为是荀悦的“防火”(fire prevention)。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文献仍然把消防的防，当作荀悦的哲学，广而告之，完全忽视其作为灭火战术的日本原意。

上述理论，听起来很容易，“失控之前，做好防范，避免失火；万一失火，及时扑灭，救人减损；救火之后，需要检讨，吸取教训。”虽然大家都能够理解他的防救戒理论，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农业社会的防火哲学，未必能够直接运用到后工业社会，这里来分析一下原因。

古代的防火哲学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是木材，及其衍生物纸张。燃料品种单一，蔓延速度简单，救火行动简单，防火哲学也很简单，具体说来，就是“慎火停水”和“曲突徙薪”。比如，浙江天一阁控制读者和点灯，这是慎火；徽州民居准备水缸水桶，这是停水；徽州民居广树防火墙，这是变相的”曲突徙薪“；北京民居多胡同和火巷，这是徙薪的变化，目的是控制燃料；无锡的民谣，“水缸满满，灶膛清清”，既停水又慎火。杭州的七星井，重庆的七星缸，都是停水的办法。古代的防火理念，大多可以归入这三类：控火、停水、徙薪。

古代的灭火战术

宋代之前，民间的救火行动很少有组织，大多数保甲制下的互助行为，比如朱全忠小时候，曾经有邻居失误，前来灭火的谣言。所谓的大唐救火队，那是后人编造的，唐代只有自发的救火行动，哪有什么救火队。那么火场行动，大抵也是自发的直觉下的灭火行动，如泼水、掀瓦、破墙、拆屋等行动，符合消防的本意。

宋代首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诞生了表面上免费的官方消防队伍：军巡铺。这些铺兵，以派出所的形式深入民间，就近救火，对于某些类型（主要是冷相气候下）的火灾很有效。不过在驻扎大量禁军首都以外的广大地区，北宋采用五甲制，南宋采用十家联保，都是政府放任不管的。

元明两朝的气候比较温暖，人口不够密集，所以火灾问题很少，政府也不曾出面组织。

清代自从1662年天津出现救火会开始，随着泵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各地开始组织救火会，开始出现自治的倾向。中国正式的消防队伍第一次出现在1902年，在此之前，救火是民间自发的行动，政府较少组织参与（不过会以地方官问责的形式间接参与）。不过，损失大了，还是要对官员问责，所以官员们也会“抛头颅洒热血“状地到火场参与灭火行动，如1823年的林则徐在杭州，就不得不参与了多次救火行动，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救火日记。

由于中国历代救火事业的自发和非职业化特征，古代救火不需要培训，有气力就上，谈不上什么战术。由于历代在消防事业上不作为，动不动使用军队救灾，导致了军队不像军队，救灾不够专业的内在缺陷，一直影响到今天。

古代的戒火实践

由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当冷相气候来临之时，火灾多发，需要有人及时发现火灾的苗头，于是诞生了民间自发的巡夜活动，大概始于明朝后期（周代就有“木铎修火禁”，更夫有巡查火警的职责，史书不载。）的火甲制，至清初形成地方的风俗。每晚，城里城外都有人巡夜。通常两人一组，穿“更”字号衣，一人胸前挂鼓板或毛竹管，一手提灯笼，一手有眼有板地敲；另一人提锣，三更敲三下，四更敲四下。配合默契，风雨无阻。更夫从二鼓起更至五更，击柝声彻夜不绝，每更巡游三次，穿街走巷边敲边喊：“寒冬腊月，天风干燥，楼上楼下，灶前灶后，鸡钟烤笼，一街两岸，各家火烛小心！”更夫的酬劳由居民拼凑，每家每户需出点平安米，大店每天出钱十文，小店出三文。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每至夜饭后，杭城的小巷弄堂还能听到“火烛小心”的唤叫声，只是木梆子改成了电喇叭，内容也与时俱进了：“居民同志们，楼上楼下，火烛小心，门窗关紧，放在外面的自行车挪进！”这流传了3000多年（从周代算起）的巡夜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旧城改造之后渐渐消失（也有暖相气候的贡献）。随之消失的，不仅仅是一项文化传统，也是对社会重要的一项防火教育内容。

古代的戒火实践，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当事人的问责，历史记录的，都是惩罚过度的案例。为什么惩罚过度？因为不懂火灾的人总是强调失火的原因，而蔓延的原因却和管理方式（燃料堆积）和气候条件有关。也就所说，由于认识不足，我们总是夸大当事人的失误，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对失火者严惩的故事。严惩是以牺牲真相和教训为代价的，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代社会的灾情挑战

那么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照搬古代的消防文化呢？现代社会的火源和燃料多样化，非专业的学习不能深入，于是有课堂培养消防队员的需要。现代社会的燃料累积方式和管理方式，给消防队员的应对带来很大的挑战。燃料的形态，影响蔓延速度，也会影响火灾的结果，这是非教育不能掌握的专业知识。现代社会以高层建筑为摩登标志，为了减少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耗，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钢铁丛林，而高层建筑的火灾问题，历来都是很大的挑战。如果不用电梯，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爬十楼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很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火场挑战。家庭规模减少，家庭关系简化，代际交流弱化，给古代的戒火哲学带来很大的挑战。为了满足”人祸论“和”问责制“的需要，我们把肇事者判刑，可是为了判刑，我们不敢公布真相，真相往往是制度问题的牺牲品，与个人的失误关系不大，可是制度不允许调查公布真相，这给荀悦的”戒火“哲学打上了很大的折扣。没有火调，怎能戒火？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消防制度是非职业化的，这些临时性的消防员不能获得足够的培训去应对火场的战术需求，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防火工程师的设计，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满足”戒火“工作的科普需要。我们国家的制度设计是这样的，有经验的没理论，有理论的没实践，有技术的不科普，能科普的少科学。最关键的是以人为本，在安全领域以集体为本的实质出现的，所以防灾环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光判刑有什么用？从古至今，火场惩罚的力度是逐渐降低，注重火场调查，导致惩罚结果越来越理性的。如果要加重惩罚，这是逃避责任和掩盖真相，对全社会一点好处也没有。

今天，我们的社会以为，只要人人干科普，哪怕不要专业和专家，也可以搞得好。这是古代戒火文化的残余，也是非正常的的防灾态度。专家是用来参与制度制定，制度是用来防范灾难，个人是在制度的保护下生存的，而不是靠个人来超越制度或替代制度。我们惩罚当事人，就是把当事人当作制度，简单处理了。

所以整个社会的“防救戒”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不能改进呢？可能气候没有带来足够的火灾挑战，所以改革不是那么紧迫。目前的制度，是古代制度的延续，未来的制度应当如何，还需要在传统和需要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我们只能说说传统，谁能看出未来的需要呢？消防领域的任何改进，都是灾难所推动的，我们只能拭目而待。

与时俱进的防灾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