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积粮”的气候背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积粮“发生在1357年。是年，朱元璋在攻占集庆（南京）之后，迅速攻占了徽州，在徽州朱元璋三顾茅庐，征求当地名士朱升的意见，制定未来的战略方针，朱升提出九个字的指导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朱元璋后来贯彻的总体原则，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之下，朱元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的。那么，为什么要“广积粮”呢？火灾气候告诉我们，当时是冷相气候阶段，需要备战备荒。

《中国火灾大典》告诉我们，1360年后，是中国的一个火灾高发时段，包括：1358年的浙江缙云火，庐舍俱尽；1363年的广西贵港大火；1368年的南京大火；1370年的桂城大火；1371年的南京大火。光有上述火灾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当时的防火办法，从中推断当时的气候特征。由于当时是战乱时间，中国的防火策略没有记录，不过欧洲却发生了1361年纽伦堡消防供水工程完工。这说明，当时缺水，是冷相气候。事实上，一个周期60年之前的安徽旌德县县尹王桢推出的《法制长生屋》是控制点火，因此是冷相应对措施。一个周期60年之后的故宫，“（1425~1435）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禁火是典型的冷相应对措施，这说明当时是冷相气候，因此两者之间的1360年也是冷相气候。事实上，元代政府是在暖相气候中统一中国，在冷相气候中失去中国（一共89年，刚好一个半气候周期），这说明他们政府组织的应急管理体制有问题，不能应对冷相气候带来的灾难。

现在我们明白了朱元璋为什么要“广积粮”，因为气候变冷，降水减少，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因此有饥荒的风险。事实上，“1353年冬天，太湖结冰；1360年，京师（南京）大饥疫；1368年，京师火灾，八方水旱”，这说明南方朱元璋的“广积粮”战略是针对当时的气候条件采取的典型应对办法，是有远见的，也是成功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广积粮”是如何发生的？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其含义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事实上，1953年是冷相气候高峰年，1983年是暖相气候转折点，1987年的暖相气候高峰年，所以，1966年是典型的冷相气候，当时加州发生大面积的山火（当时的州长尼克松亲自上阵操水喉保卫自己的家园），美国根据加州的灭火经验推出了Firescope应急管理系统，是当前美国应急管理系统的雏形。根据我对消防历史的观察，人类社会总是在冷相重灭火防火，暖相重阻火，所以美国的对策是典型的冷相火灾应对措施。中国华南虎，就是在冷相气候造成的食物链断裂，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堵截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剩下动物园的几只代表苟存于世。之前发生的珍宝岛战斗，发生的环境是异常寒冷的，在冷相灾情的威胁下，需要有“广积粮”作为战略准备。对于一个集体为本缺乏多样化思维的国家，一旦发生饥荒，其结果是难以评估的损失。

最典型的例子，崇祯大旱指发生在1637～1643年间的一场特大旱灾。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五百年所未见。在这期间瘟疫流行、蝗虫灾害猖獗。山西汾水断流，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海河流域各河断流，晋、冀、鲁、豫大多州县伴随旱灾出现蝗灾、疫灾，甘肃省死人达80％以上。根据我的气候年表，1630年到1660年应当是暖相气候，可是由于气候的变冷，导致暖相气候出现冷相特征，所以气候不调，导致改朝换代的结果。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气温回调、风调雨顺的结果。不过，顺治末，康熙初，中国发生的10余次城市大火，与1666年的伦敦大火相呼应，是典型的冷相火灾。

最近，国内新闻提出第三次“广积粮”，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中国已经改革开放的30年，刚好是全球变暖的三十年，三十年来，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给我们的感觉是中国解决了粮食问题。可是气候是变化的，自从2007年以来，冷相气候逐步向我们走来。根据中科院外籍院士许靖华的说法，冷相气候的典型特征包括，瘟疫（包括SARS，疟疾，禽流感H7N9等），雪灾霜冻（2008年春节），干旱（南水北调工程的目的），沙尘暴、灰霾灾害等这些冷相的苗头时时出现，从物候学角度来看，鲸鱼上岸、狗熊入城、老虎吃人，这些与火灾相关的物候学现象，现在也都纷纷出现了。所以未雨绸缪，提出”广积粮“的宏观政策是符合气候变化特征的应对措施。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粮食需求是刚性的，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说，一旦发生缺粮，粮价的上涨是无限的。因此一旦发生饥荒，中国30年来的改革成果和储蓄结果会很快耗尽。如果准备不足，将会耗尽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1942年），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在研究古代的火灾气候时发现，火灾气候的对照物是中国的其他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周期性是非常符合的。这些灾情的性质和范围，体现了气候难以捉摸的威力。面对难以避免的冷相气候形势，我们只能通过”广积粮“加以积极应对。在赌桌上，有人可能连续赌赢，可是不能永远赌赢，只要有一次赌输，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缺乏多样化思维的国家来说，赌输了就损失太大了，我们输不起。面对气候的威胁，我们只能”广积粮“。

               顺便说一下，根据中国的火灾记录，主要是火场反应的气候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消防态度（采取冷相应对，还是暖相应对措施），我把中国气候的60年周期性从当前的2014年前推到周孝王七年（前886年），因此可以推断2900年来的除战国（没有历史记录）以外的任何时段的气候特征，所以可以琢磨历代历史人物提出观点的气候背景。物候学的证据总是会被人反驳，竺可桢的证据就被人挑刺了，因为他的物候学采样点无法反映整体气候趋势。这里的证据不同，首先火灾不是气候一变化就发生的，大型的社区火灾本身具有对气候的空间积分效应；其次，当地人的消防态度，也不是某个人的态度。比如赵构下诏开辟防火巷，他的态度不仅仅是他的，而是全体民众对气候看法的综合反映，也具有对（历史）时域的积分效应。如果大家都认为气候变暖，所以要增加防火墙，这是最经济的选择。所以，这里的证据要比物候学或者温度计准确，这是双重（空域时域）积分效应带来的结果，与地方性气象差异关系不大。在某一年内，火灾在各地可能不同，但在10年平均或者30年周期内，全球气候趋势对火灾发生的影响，对消防对策的产生影响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拿火灾常识来推断该时段的气候特征，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