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坠井男童事件

坠井男童的悲剧，让人扼腕长叹，当我们看到类似的悲剧时，还应当想一想如何改进制度，避免类似的悲剧。

中国式的救灾，有两大特征。第一，为了民意，不惜人力物力，搞大兵团作战。成功了，固然值得庆祝；失败了，就让决策者显得很奇怪了。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拍脑袋的行为，也不是基于民意的推动。想当年，科威特石油大火期间，科威特政府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灭火方案，最终只有4~5种方案得到执行。关键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着眼于灭火，而科威特政府关心的是保住油井，两者不同的目标，得到不同的优先程度。对于科威特政府的考量，别人无法指责。同样，救人是目标，但救人者要有优先算计，如果缺乏算计，那是以集体为本；如果有算计，那是以人为本。算计的内容包括：是否合适，何时投入，如何诊断，何时停步，都是需要当时的决策者需要考量的问题。很遗憾，在这一救人过程中我只看到了执行者，却看不到决策者，说明应急管理的程序和环节有问题。成功了，固然有不少人出来获得功劳，失败了，也应当有人出来总结教训。我们旁观者的总结，永远也取代不了当事人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式的救灾，另一项特征是重视设备，轻视技能。每一次灾难之后，当局首先想到的是投资硬件。硬件投资是政绩工程，比如11.15上海大火，一把火导致消防设备投资猛增，出现了最先进设备操纵在临时工手中的局面。重视设备，那是以集体为本；重视技能，那是以人为本。可是以人为本无法评估啊，所以不管怎么重视，投资总是落实在硬件上，其内在的假设是，硬件等于制度和技能，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全社会都是满足于这种安全感之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表明，我国为安全所做的努力并没有落在实处，具体说来就是没有改进管理，消灭人祸，消灭失误，而是寻找替罪羊，捂上盖子，逃避真相。按照马斯洛的看法，安全是更高层次的需要，但我国像撒种子一样培养安全人才，收割的是不懂过程的半成品。这样做导致安全领域的准入门槛低，“压力”山大却待遇不足，人人都是不满工资待遇，哪有精力改进技术水平？好和坏，一个样，安全与爆炸，也是一个样？所以安全问题难以克服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安全技能和投入没有差别，整个社会看不起个人的经验和技能。

按照中国的政治制度，本来对救灾是最有效率的一种制度。可是，我们不敢承认制度有缺陷，不敢培训中层领导干部，结果就是兵团作战，收效甚微和无人总结教训。国外的公式和工具，最容易被国人复制和改进，但国外救灾的理念和哲学，很少有人研究，造成的结果经常就是临时抱佛脚，烧香拜错佛。坠井男童事件，不过是我国应急管理系统没有普及，或者说不重视个人技能的一个缩影。反正生命是国家的，国家有钱可以让任何人闭嘴。但这件事对于国内那些准备移民的家庭的影响，却是有力的推动。一个干不好应急的政府，起码不是一届称职的政府，这是美国各级政府重视应急的主要理由。

儒家理论重视“大同社会”，向往以集体为本，结果就是生命“无价”（廉价）。当我们提倡“以人为本”之时，是否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反对以人为本的？当我们动员所有的资源去救灾的时候，早干嘛去了？没有做好提前的计划，就是没有以人为本。政府也需要专业的人才，消防就是美国政府最宝贵的公务员。中国政府为什么做不到呢？从袁世凯到1983年，中国消防的待遇是公务员待遇，和美国是一样的。1983年哈尔滨大火之后，消防工作的重要性提升了，消防工作的整体地位却下降了，世界各国没有第二家可以类比，我一直在琢磨中国消防的地位为什么会逐步下降的社会学和气候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