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说，鲁迅是选择性地反强权。我以前看过那类文章，但一时找不到。找到后再放在这里。

苏珊•桑塔格与中国知识分子

文/黄灿然

敢言只是尽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职责，并未触及其核心。在安全的环境下敢言，或计算一番后觉得是安全的环境下敢言，实际上还多了一份投机，从而抵消了敢言者迈出的那一小步。作为异见者或反对派的敢言，则染上了党派色彩，他们是尽了异见或反对的职责，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非其核心。异见者或反对派总的来说是站在或假设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反对权势者，相应地，他们背后往往站着一群同声者或支持者，即是说，他们并不太孤立，甚至并不是独立的。

知识分子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接近核心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政治环境。就拿中国来说，陈寅恪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绝不妥协地捍卫学术自由。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批评时政，而如果不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则他可能更不会想去批评时政，而是继续做学术，甚至也就不必捍卫学术自由了。这将不影响他作为学者的成就，甚至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将没有机会确立。钱锺书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是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他不害人、不累人，这在当时算是保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同样由于受到环境的制约，他也不可能站出来替其他人说话，更不要说为民众而大声疾呼了。而如果不是受到环境的制约，则他亦会更专心于学术，更不必替其他人说话或大声疾呼，也就不必披着“明哲保身”这件具有正反双重意义的外衣。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作了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类型。

鲁迅——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被迫”的，他是被环境所迫，更是被自己的良知所迫，最初弃医学从文学，继而弃文学从杂文。鲁迅提供了考察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的典型案例。所谓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加引号。这个环境，必须是有些许的自由，使敢言者在面对国家民族重大事件和问题时，不致于完全不能开口、完全失去讲话的场所和媒介；又必须有窒息性的嵌制，使敢言者顶住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是有人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吗：如果鲁迅多活三五十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谁也无法揣测他将会怎样，但可以肯定：他将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鲁迅。

桑塔格作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其所处的环境，其“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去到极致，非常完美——当然，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本人，则是最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定义，如萨义德所言，是对权势者说不。对权势者说不，往往意味着替无权无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说话。这也意味着，敢言者仍可理气直壮，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仍有强大的后盾作支持，尽管这强大的后盾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其中蕴含的英雄主义，已足以使他赴汤蹈火。

可是，如果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呢？——是冒犯，而不是反对大多数民众或对大多数民众说不。即是说，敢言者仍然是基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但这大多数民众可能囿于民众情绪而暂时看不到自己长远的利益。还有，这大多数民众，到底是仅限于一族、一国的民众，抑或包括其他国族的民众？如果还涉及后者，问题就更复杂了。换句话说，如果敢言者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则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可能是互相冲突的。

桑塔格近年的表现，恰恰是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则是左右不讨好。她于“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在《纽约客》发表的短文，其意旨是对布什政府和美国传媒的蛊惑人心说不。她尖锐地指出，如果要用“懦夫”，也应该用来形容那些在远报复的射程外、在高空中杀人的人，而不是那些以自杀来杀人的人。她的直言不讳，掀起轩然大波，冒犯了情绪化的大多数民众，被指是叛国者、卖国贼。

而在此之前，她接受“耶路撒冷奖”时发表的演说，则是对东道主和颁奖者说不：“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我接受这个奖，是以受伤和受惊的人民的和平与和解的名义。”

“九一一”恐怖袭击一周年，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说不。美军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曝光后，她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则不仅对事件本身说不，而且对美国和美国文化本身说不。

苏珊•桑塔格体现其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环境，比鲁迅的环境更完美。鲁迅由于其环境和他本人的迫切性，而弃文学从杂文，也使我们在得到一位民族良心体现者的同时，失去一位更伟大的作家。鲁迅几乎是一位专业批判者，连一些小事也不放过，从其创作更伟大文学作品的实力的角度看，未免有点浪费。如果鲁迅减少一部分杂文，增加两三本小说，我想鲁迅作为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伟大性，都将显著提高并相得益彰。桑塔格在重大事件和问题上发言，别的时候，她继续潜心其文学创作和文化评论，而事实上她文学创作的势头是愈来愈好了。桑塔格环境的完美，并不一定能使她比鲁迅更伟大，但鲁迅环境的完美，则肯定会使他更伟大。

桑塔格环境的完美，使她成为光芒四射的国际主义者，而这是与她的视野分不开的。像鲁迅一样，她长期致力于推广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积极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言或评论。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她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当我们这些外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感到失望的时候，正是这位奇女子破美国的躯壳而出，向我们彰显“人”的希望。

她的逝世，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应，一点不逊于美国，甚至胜于美国——中国人对她的评价更正面。个中原因，首先是桑塔格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她的早期著作更多地表现才智，近期著作更多地体现良知。但是，在这两年来，她的早期著作（《反对阐释》）、中期著作（《疾疾的隐喻》）和近期著作（《重点所在》）以及她“现在”、同步的重要文章（《文字的良心》、《真正的战争与空洞的隐喻》、《关于对他人的酷刑》）同时集中在中国出版及发表，其才智与良知，犹如两颗明星，互相辉映。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缺乏并期待像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造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环境。问题还不在于中国目前的环境造就不了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而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只能把可造就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精力、能力和潜力，用于小事情上，即是说，在回避重大问题的同时，过量地加大在小事情上的力度。一个尖锐的对比是：桑塔格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

原载于《读书》2005年第4期

附：

鲁迅像只猫头鹰，弥散着鬼气

孙郁

我第一次看到猫头鹰颇为惊奇，怪怪的目光射过来，像要穿透人心似的。于是也想起鲁迅画的那幅猫头鹰画，真是传神得很。中国人是不太喜欢猫头鹰的，原因是它有恶的声音。汉魏时期的曹植在他的《赠白马王彪》一诗中，写到了“鸱枭”，就是俗话说的猫头鹰，认为是恶鸟，形象自然可怕得很。唐宋时的文人每每写到此鸟，大多有不祥的暗示，读之有些晦气。但鲁迅却喜欢这个怪鸟，记得有一次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自嘲地说：我的文章是枭鸣，别人不爱听。在许多文章里，鲁夫子都流露了类似的观点，那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明知道别人不喜欢，却又愿意那么说，也足见他的性格。

沈尹默在一篇回忆录里讲到了“五四”时的同人们。内中谈到钱玄同。钱玄同有一次和友人笑着说：鲁迅像只猫头鹰。不知道此话传到周氏兄弟那里没有，倘若知道有人这样描述自己，鲁迅会心以为然的。在他的朋友的回忆里，鲁迅的形象是灰蒙蒙的，蓬乱的头发，矮矮的个子，说一口绍兴话。他的长衫也普通得很，仪表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有人描述他时，说他面带黄色，有点憔悴，但吸起烟时颇有精神。他外出的时候，甚至有人疑心他是鸦片鬼。“文革”中的传记都不太提及于此，大约怕有损其高大的形象。可是鲁迅的灰色的、神经质的一面，的的确确存在着。你若细读他的作品，是会得到这一印象的。

我曾经说，鲁迅的文章只有黑白两色，很像木刻，明暗交错着。他习惯于在墨黑的世界里发出奇异的光，晦明不已之间，射出冲荡的气息。有学者写到鲁迅时，注意到其身上的黑暗面。那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底色，连先生自己也说道：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四》）承认自己黑暗，又无法明晰这黑暗里的问题，这对他是一种痛苦。它像蛇一般纠缠，久久不去。北京时期的鲁迅，几乎都是在焦灼里度过的。他也用了种种办法麻醉自己，想让心沉下去，可是偏偏不能。在夜色茫茫、众人昏睡的时候，独自醒来，又不知该如何，那一定是痛苦的。他在文章里向人坦白了这一心境。

习惯于在夜间工作的他，有时在文字间也流露出神秘的气息。有趣的是，他对夜的意象那么喜欢，小说的场景也多见暗色。《狂人日记》的起始就写到了夜的月光，森然里透着绝望。《药》与《祝福》通篇弥散着鬼气，仿佛坟旁的花草，瑟瑟地在黄昏里抖动着。他的许多文章的名字，都以夜为题，对这意象有着亲近的心。

气质的深处，和苍茫夜色搅在了一起。《长明灯》是夜的惊恐，《孤独者》仿佛地狱边的喷火，而《野草》诸文，如月色下闪烁的寒光，溅出丝丝寒意。比之于同代的陈独秀诸人，鲁迅不太爱写那些理直气壮的文字，内心更为忧郁、苦楚，甚至充满了不确切的恍惚。这一切都让人体会到进入他的世界的困难。

许广平的回忆录里写到过鲁迅的生活习惯。夜里写作，上午睡觉，先生大约已过惯了这一生活，在万籁俱静的夜，人们睡去了，独有他还醒着。留学日本时，他就已是这样熬夜了，直到去世，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周作人在回忆录里写到了鲁迅的夜猫子形态，颇可一阅：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不管怎么坏吃了就算，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访，假如没有人来，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出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反正德文旧杂志不贵，总可以买得一二册的。

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下，不知道学了几个月，那一本俄文读本没有完了，可见时间并不很长。回家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深了。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想见他的形影，生命的光就那么在夜里闪着。我想起鲁迅的那一句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好像一种形象的勾勒。在茫茫的夜幕下，一个人独自立于丛葬旁。昏暗是那么的深广，以至包卷了一切。而唯有那颗不安于沉寂的心在跳动着，且发出熠熠的光。鲁迅的存在让世人的血涌动着，一切苟活者都因之而苍白无力了。

本文摘自《在民国（修订版）》孙郁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