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变成非我啦？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一心灿烂去邮局订报刊。工作人员程序化地叫我先提供地址和姓名。当我报出自己的姓名时，邮局工作人员说，这名字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啦。他说，他们在电脑里找不到“珣”字。我就依据经验建议他到全拼里面去找，他说找了，没有；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他很有耐心地说，又不是我一个说没有，你也看到了她们（他请来救场的在场工作人员）都没有找到。我又建议他搜狗里找，他说没有（搜狗输入法），并以林黛玉等看第一次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的那种眼光看着我。

没有方法，我就建议他将“王”字和“旬”用括号圈起来，表示是一个字。工作人员说，那不行，如果他那样做了，就属于工作错误，是要受批评的。我说，那就意味着我订不了报刊？工作人员一脸无奈地说，那我也没有办法。

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被他请来的一个工作人员提出一个曲线解决方案，那就是我将名字改了。我说，改名不是不可以，只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我找你们的时候我的有效证件只能证明我是“黎在珣”，而不能证明我就是那个该找你们交涉有关事项的当事人。

类似尴尬之事，已发生多次。

多年前，我的驾驶证被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擅自改为“黎在殉”持有，前年换证时工作人员才依据身份证主动改过来。不过，我到现在还一直是使用一个虚拟人的工资卡。

有一段时间，我的通讯地址是我的住址。有一次，收到《中国教育报》的一张汇款单。当我拿着合法证件去邮局时，工作人员说，取不到。当我询问原因时，工作人员说，汇款单上的名字“黎在”和身份证上的“黎在珣”不是一个人。我就像她解释，我就是汇款单上的那个人，只是因为最后的“珣”字在有的输入法里找不到，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工作人员说，如果我把汇款给你，就是违规行为。我说，我怎么才能取到属于我的汇款呢？她建议叫我到社区去开一个证明，说明这两个名字是一个人。于是我奔向社区，但我气喘吁吁赶到社区时，相关人员又不在。无奈，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拨动了报纸下面的长途电话，幸运的是，接电话的好像是名财务人员，她很热情地答应马上按照“黎在（王旬）”名字改汇。

为了避免“我非我”的尴尬和由此带来的麻烦，我曾想过改名字。不过，这名字，在别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用来区别自己与他人的如同1、2、3或A、B、C一样的抽象符号，但是，对我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一则，我的名字是在当地颇有声望的爷爷取的，他老人家虽然已去世三十年，但“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改；二则，它毕竟陪伴了我这么多年，虽然在别人那里也许不名一文，但自己多少还是有些敝帚自珍之情。既然决定不改名字，为了避免上面那类麻烦的发生，我就将通讯地址迁到单位。尽管我经常要找学校办公室的老师，让他们出一书面证明证明汇款单上的姓名变成我的“笔名”，但这种麻烦与上社区找人出证明的麻烦不可同日而语。

二十多年读大学时，就看到文章说，计算机虽然在精确方面给人类带来无与伦比的好处，但它也有不足。我还记得一篇文章的例子是说，一个母亲的脸上在一夜之间长出一个什么斑点，计算机就会认定这位母亲不是她自己，而一个在摇篮里几个月大的孩子会很轻易地认出她就是自己的母亲。

这种要求活生生的人服从僵死的标准所带来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如一个也许很优秀的人，在某些标准看来，也许就变成了很平庸的人，因为他没有政府表彰，因为他的英语差，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或工作不程式化等。因此，我们也常常成为标准的奴隶，这既表现在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标准的执行者，也表现在人必须服从自己制订出来的规范，否则就会出局的危险。贾平凹在《听来的故事》中改编的这个故事已经司空见惯：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世上有位英雄，他来到一个村庄问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村人说山上有只猛虎一直祸害着他们。英雄就去了山上，与猛虎搏斗了三天三夜，猛虎被除了。他剥下虎皮回到村中，问还有什么祸害，村人说：“海里有条龙，你去杀死它吧。”英雄又赶到海里，苦战了七天七夜，提着龙头回来了。村人设下酒宴款待他，英雄喝下那壶酒，又问还有什么祸害只管说吧，英雄就是为民除害的！村人说：“是还有一个祸害，如果消灭了就天下太平了。”英雄问：“是谁？”村人说：“是你。”英雄疑惑不解：“怎么是我？”村人说：“因为你是英雄啊！”英雄低头想了想，站起来要离开这个村庄，但刚一迈步，却一头栽在地上气绝身亡，他喝下的酒里早放了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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