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现实中的一些弊端，一些人就喜欢将它们归咎于人们急功近利的思维和做法，归结为实用主义在作祟，但现实中另一些例子却好像跟这种看法唱对台戏似的，在那里大大方方地张扬着。

11月20日，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官员需修“对外交流课”》一文中说：“有的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一些官员喜欢一上台就是‘尊敬的××、尊敬的××’，8个‘尊敬的’下来，3分钟就没有了；还有的官员讲话喜欢‘穿靴戴帽’，滥用‘世界领先’、‘国际水平’等形容词。有些话自己人听了也许很高兴，但外国人听了就不一定了。”

在那篇文章里，吴建民先生将官员套话连篇的现象归因于不懂交流学，这一与他职业相关的判断自然是深刻而独到的。基于此，他打算在已经开设交流学的基础上，与人合作写一本《交流改变人生》的书，以提高人们对于交流素养的认识。不过，问题好像并不仅仅只是出现于交流，也就是说交流知识和交流技巧的欠缺还不是产生套话连篇、废话泛滥的根本原因。

许多人肯定还记得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一件（也许我们时常经历的）事。发改委一位专家到云南省蒙自县作讲座，开讲前多位有头有脸的人士的客套话就用去80分钟，轮到专家开讲，只得加快语速匆匆结束。

所以，我说，官员出现套话连篇，废话连连这一现象，并不仅是他们缺少灵活性或应变能力，因为他们在腐败时总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常常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显示出极高的应变能力。

我们都知道，现在青少年日常言行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聪明成熟常常让他们的长辈啧啧不已。但我还记得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一期有中美两国高中生参与交流的“对话”节目。那期节目有一个环节是要求中美双方高中生制订针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主持人要求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

我们那些已经跨进中国顶尖大学的高中生从自豪得让我们不知身处何世的中华悠久文明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而且，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古箫，还有三个女生小合唱，一个人深情背诵诗词，最后是我们所有活动流行的保留节目——大合唱。针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被蜻蜓点水似的简化为组织大家去非洲旅游，外出组织募捐，或是去非洲建希望小学。

一位在场的华裔作家也许是情怯，也是碍于情面，也许是考虑只是演练，就将球象征性地轻轻地推向那些满面春风的中国学生：“你们募捐，要我掏钱，你的援助计划必须打动我。我还要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真正发挥了作用。”

对这一并不不凌厉的攻势，中国学生既无还手之力，也无还手之技，只得留给人们一个面面相觑的特写。

而美国高中学生的方案，则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爱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有些预算竟然精确到几元几分。人员分工明确，又能相互融合为一个整体，整套计划拿来，几乎可以直接进入实施阶段。

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不同，中国学生基本上没有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看到这里，估计有人又条件反射似的说，这是基础教育的问题。不过，教育的最终成果是受教育者的人格；但是，更深的层面来看，教育的背后是文化，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北京大学2009年自主招生简章发布后，简章要求中学推荐的学生必须是“热爱北大，孝敬父母，人格健全，成绩优秀”的高三毕业生这一条款受到了舆论的质疑。听说从善如流的北大马上组织专家组，对引起热议的“孝敬父母”这一要求进行了“反复论证”，论证的效率特别地高——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孝敬父母”改成“心系天下”。问题是，专家精心论证出来的成果“心系天下”也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什么叫“心系天下”？恐怕提出者也很难拿出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在具体的考核过程考官就更难执行了，最后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由考生随便说、考官随便判，结果就是所有的考生都“心系天下”，就如同我们在述职报告时，所有的人都爱国爱党，所有人都爱岗敬业，所有人都大公无私一样。

因此，交际过程中这种华而不实现象普通存在的深层原因并不见得就是不懂交流所致。前不久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在教室里杀死老师可以从另一方面反映处在深层的文化问题。那个名叫程春明法学院副教授善于与学生交流，很受大部分学生喜欢，不仅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而且死后还遭到部分人的谴责和诅咒。

所以，没有文化的改良，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自由等得不到彰显，那么，中国官员即便每天都去进修“对外交流课”也难收成效。

附：

中国官员需修“对外交流课”

交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懂得与世界交流的人才还太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比如说，我们一些官员不大懂得与外国人交流。我任驻法大使的时候，每年光副部级以上的代表团就要接待200多个。很多代表团在介绍他们那儿的投资环境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外国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词：热土(hotland)。还有，不少国内去的官员喜欢大嗓门讲话，念稿子念得满面通红，长篇大论。

有的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一些官员喜欢一上台就是“尊敬的××、尊敬的××”，8个“尊敬的”下来，3分钟就没有了；还有的官员讲话喜欢“穿靴戴帽”，滥用“世界领先”、“国际水平”等形容词。有些话自己人听了也许很高兴，但外国人听了就不一定了。

有时，我会很纳闷，我们中国人怎么搞的？好像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到了国外，几句话能把别人的兴趣调动起来的人这么少？为什么中国官员的讲话里那么多大话套话和空话？这里面，不懂交流学是重要的原因。

一次，我和一位外国官员聊天，问对方，中国今后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对方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被扭曲的形象。对此，我很认同。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会被扭曲？这和外国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能力的欠缺有关。

我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一些地方负责宣传的同志对我说，想请境外记者到他们那里去，好吃好喝好招待，再送些礼品，让他们多给报道报道。这样能行得通吗？我回答说，恐怕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你不提供记者感兴趣的信息，他才不报道呢。

造成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自古中国人的哲学是“敏于行，讷于言”，“能说会道”的人容易被批评为夸夸其谈，而不善表达的人倒是人们表扬的对象。有人评价说，一些中国官员至今仍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认为言多必失。但我想说的是，公共人物说话的确要权衡各种关系，但这种考虑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另外，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素质的培养。

我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很多外国记者对我说，在亲眼看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后，改变了固有看法，对中国产生了好感。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85%的杰出人士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良好的人际关系。事实证明，善于交流的人更容易展示自己的才华，也更有机会脱颖而出。

实际上，交流能力也是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为此，几年前我在外交学院开设了交流学这门课。现在我仍然要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交流学。我和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同志已经商量好，要联合写一本《交流改变人生》的书，提高人们对交流素养的认识。(吴建民　外交学院原院长)